【内容摘要】 司法实践中,由于毒品犯罪案件普遍具有证据少、证据收集不到位、被告人翻供现象多等特点,实践中如何分析证据、认定事实也很有难度。司法机关在办理毒品案件时,也经常遇到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和情况,尤其对准确认定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毒品犯罪的既未遂问题、毒品犯罪中的累犯和再犯的认定及处罚问题的争议最为明显。司法实践中要准确认定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必须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毒品累犯和再犯的认定及如何处罚问题,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准确认定并适用刑罚。
一、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认定问题
从理论上说,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不存在法理上的分歧,正确认定罪名只是证据的分析、事实的认定问题。相关司法解释对“持有”与“运输”的含义也作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4年12月20日)规定,所谓“持有”,是指“占有、携有、藏有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毒品的行为。”而“运输”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运送毒品的行为。” 但从司法实践看,由于毒品犯罪案件普遍具有证据少、证据收集不到位、被告人翻供现象多等特点,实践中如何分析证据、认定事实也很有难度。准确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就成为正确处理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的关键。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犯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的主观故意与形态特征之间有法条竞合关系,《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包容《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非法持有”的主观故意与形态特征,要按照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为其中一个犯罪行为所吸收,仅成立吸收行为的一个罪名,按照重行为吸收轻行为、重罪吸收轻罪原则,运输毒品犯罪吸收非法持有毒品罪,绝不能轻罪吸收重罪,由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把贩卖、运输毒品规定在同一法条,贩卖毒品罪与运输毒品犯罪不存在重轻罪的区别。
运输毒品行为以行为人对毒品具有占有权为前提,而非法持有毒品也必须以行为人对毒品具有控制、支配权为限,这样,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行为人必然持有毒品,即构成运输毒品罪的同时,行为一般也充足了非法持有毒品罪(达到法定数量)的构成要件,因此,当行为人不承认自己是从事运输毒品行为时,那就存在将该行为认定为非法持有的可能,如果按照这个思维,从人权保障角度看,无疑是合理的,但是,从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角度看,则是轻纵了犯罪。此外,持有行为也完全可能处于运动状态中,这样,运输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界限就比较模糊。故如何准确认定以个人携带方式的运输毒品罪与运动状态下的非法持有毒品罪,就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理论上一般认为,二者的区别主要是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人必须没有运输的故意,即认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堵截性规定,如果通过侦查能够查明行为人具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故意,那么就没有成立非法持有毒品罪的余地,只有在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没有合法理由占有,同时无其他毒品犯罪故意的情况下,才存在对之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可能。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二者的区分并非如理论上解释的那么明确。如对于客观行为完全相同的、以个人携带的方式运输毒品罪和移动状态下的个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区别,除了主要从两罪的主观方面进行分析外,是否还能从犯罪构成的其他方面进行区分?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有人认为,行为人携带毒品数量多少,应当作为运输毒品犯罪的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主张如果个人携带的毒品数量较少,就不宜以运输毒品罪认定,而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性。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运输行为限定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进行理解,按照古汉语的意思,“运输”是指运用交通工具等进行转移,以此思维,那么运输行为的对象必然是数量较大的物品,但是,按照运输在当今语境下的含义,可以说几乎不会有人将运输单纯地理解为用交通工具进行运送,其含义更多的可能是侧重于从客观行为、结果的角度考虑,将运输的本质更多地理解为通过一定的方式使物品发生空间的位移,至于是通过交通工具还是一般的人身等,则不会强制作出限定。即使在民法或者经济法中,所谓的狭义运输行为,也并非仅限定于利用交通工具进行转移的行为。更何况,强调毒品位移的数量,并以之作为区分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标准,不但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且即使有数量上的限制,那么这个区别的节点是多少克或者多少千克亦难以把握。此外,《刑法》并未规定运输毒品罪在定罪上的数量要求。可见,无论是从运输本身的含义,还是从相关的法律规定,抑或数量的区别节点,均表明,以数量作为区分两罪的标准是不合适的。还有人认为,应以个人携带毒品移动距离远近作为认定运输毒品罪是否构成的要件,只有相对较远的距离才能成立运输。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两罪的区别,并非仅在于数量上的差别,更主要是在构成要件上具有质的不同,即运输行为更侧重的是毒品流通的本质,而非法持有则仅仅是一种状态,其对社会的威胁系潜在的。因此,从距离的远近根本无法完成质上的界分,更何况,所谓的移动距离远近虽然直观,但是并没有一个可供操作的标准,只是一种主观臆断。因为正确认定运输毒品罪还是要通过分析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来进行,仅以某一特定的行为特征,尤其是距离远近作为区分标准过于武断。还有学者认为,要想仅从客观方面来区分“运输毒品”和“持有毒品”是不大可能的,而只能从主观方面将二者区别开来。非法持有毒品的主观方面除了行为人认识到是毒品外,不应具备其他目的。如果行为人为了实现其他为《刑法》所否定的犯罪目的而持有毒品,则可以将持有行为理解为其他犯罪行为的牵连行为,如行为人为了贩卖而持有毒品的,就只要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即可,而没有必要再对非法持有毒品行为单独定罪。这也可以理解为持有毒品不过是行为人所欲实现的目的行为如走私、制造、运输或者贩卖行为的手段行为之一。从学理上对运输毒品罪的概念进行界定应当反映出运输毒品罪应具有的主观方面的主要特点,即行为人在以交通工具、邮寄、利用他人或者自己携带等方法运输毒品时,应具有专门为了将毒品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的犯罪目的。同时,还必须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将毒品进行空间位移的直接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从行为人的行为及其与行为有关的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行为人是否仅是为了追求毒品空间位移这一唯一目的。按照该论者的观点,运输毒品罪的终极目的就是行为人追求的将毒品从一地运往另一地,以使其发生位移。如果行为人除了追求毒品空间位移这一直接目标之外,还追求其他目的,而且其他目的在其中起着更重要的支配作用,即所实施的毒品空间位移行为是为实现间接的目标(也可以称其为终极目标)服务的,那么就应当按照主要犯罪目的来认定行为的性质,如转移毒品最终是为了窝藏、是为了贩卖、是为了自己吸食等。那么,这些行为就应当分别以窝藏毒品罪、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或者非法持有毒品的一般违法行为处理。尽管根据《刑法》的规定,运输毒品罪的构成要件中并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备特定的犯罪目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司法实践中“运输毒品”的行为往往是与走私、制造和贩卖等前续或后继行为联系在一起。因此,认定“运输毒品”行为时应当与“走私、制造或者贩卖毒品等行为存在的联系结合考虑。如果行为人持有毒品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其上游或者下游犯罪中有走私、制造、贩卖等其他目的就不能认定为运输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08年纪要》)规定:“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在认定犯罪事实和确定罪名时要慎重。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348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不定罪处罚;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笔者认为,按照《2008年纪要》的规定,从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内容方面,能够将运输毒品的行为和吸毒人员持有毒品的行为区分开来。比如行为人为了自己吸食毒品而携带的行为,虽然吸食毒品是违法行为,但是其客观上并没有使毒品得以流通,而仅仅是使毒品在特定的主体手中消费掉或者滞留,其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是潜在的,相对很小;而运输则表现为通过移转方式使毒品得以流通,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是现实的,而《刑法》之所以将运输毒品罪独立规定,并将其与法定刑较高的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并列规定,主要也是考虑运输毒品行为可以通过流通,危害更多人的身心健康。而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规定只能说是国家出于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而采取的一种无奈之举,是为了防止部分具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故意的嫌疑,而又无法确切证明的行为人以不具有相应目的或者故意为由,逃避法律制裁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故在能查明行为人具有相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故意时,非法持有毒品罪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按《2008年纪要》的规定,在吸食毒品者为吸食,或者无法查明其贩卖、运输等目的时,达到法定数量的只能按照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如果未达到法定数量,而又无法查明其具有其他犯罪目的的,则只能按照治安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综上,笔者认为,由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是运输毒品罪的补充罪名,而运输毒品罪往往都具有非法持有状态。因此,区分二者必须结合主客观方面进行全面考虑,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点着手:(l)从行为人的犯罪目的上区分。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使毒品流转,或者是使毒品在其所有者的支配下发生位移,从而为毒品的流转创造条件;而后者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单纯地占有支配(包括吸食消费)毒品。(2)从主观方面考察,运输毒品罪是明知是毒品而运输,但不需要强调运输的目的和意图, 而非法持有毒品罪表现为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持有,且无证据证明行为人有从事其他毒品犯罪的目的。(3)从客观方面进行区分。运输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流通,而非法持有则表现为单纯的占有。简单地以“动态”和“静态”来划分两罪的界限是不科学的,如运动过程中的非法持有行为就无法以该标准进行区分。《刑法》赋予运输毒品罪严重的可遣责性,认为最高可以科以运输毒品罪死刑的内在根据,并不在于“毒品在运输”中,重要和根本的是行为人为何运输。如系行为人自己吸用,立法者断不会认其为“罪可处死”的犯罪行为,不过是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行为人在“坐火车”,在“动”而已。然而,在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构成事实中,刑法是不应理会行为人坐不坐火车,“动”不“动”的。即二者的本质区别是不能单纯地从行为方式来理解的,“动”与“静”的区分也只是相对的,只有从本质上正确认定二者的涵义,才能真正将二者予以区分。判断运动过程中的行为人对毒品系运输还是单纯的持有,可以从行为人携带、运输毒品的原因、毒品的数量等方面进行判断。如果行为人系吸毒者,而且其携带的毒品数量不是超常数量,而是在自己可能用于吸食的正常范围内的,则以非法持有毒品论,达到法定数量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否则,按照非法持有毒品的违法行为论处。如果吸毒者携带的毒品明显超过正常吸食标准的,如公安人员从吸毒人员甲的随身携带包裹内发现海洛因50克,而甲辩称该毒品是自己出差过程中吸食的,其还辩称自己出差旅游一个月,那么按照吸毒的正常数量,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月不可能消费那么大数量的毒品,可以根据该事实证明行为人对该毒品系出于使毒品流转的目的,从而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如果运输人本身不吸毒,又没有其他合法事由,在其身上发现了毒品,只要能证明行为人对该毒品系明知,无法查证其是否属于贩卖时,可以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如果行为人能够提供充分的理由,比如,本身不吸毒的携带毒品人员,辩称自己是帮助吸毒人员搬家而运输毒品的,而查证都属实的,那么就可以发现该毒品没有流通的客观行为与危险,可以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因此,客观的外在行为也是区分二者的关键。
二、毒品累犯和再犯的认定及处罚问题
我国《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中累犯的规定与《刑法》分则第三百五十六条中的毒品再犯之间存在着法条竞合关系。所以就出现既符合《刑法》第六十五条一般累犯的规定,同时又符合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关于毒品再犯的规定的情形,对其中符合累犯条件的,是仅适用刑法总则关于累犯的规定,还是仅适用再犯规定,抑或同时适用累犯规定和再犯规定?以及如何适用从重处罚?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也是困扰众多司法实务人员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准确适用毒品累犯或再犯问题,必须对其性质进行厘清。
(一)关于《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毒品再犯的性质界定
对《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毒品再犯性质的认定,目前大致有3种观点:(1)该条是关于毒品累犯的规定,毒品累犯应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累犯一样均是我国特殊累犯的一种。 (2)这是一种再犯制度,是再犯从重制度的法律化。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中,再犯从重制度比当时适用的79刑法规定的累犯更为严厉,从重处罚的范围比累犯制度规定得宽,体现了对毒品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精神。 (3)这是关于特别再犯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构成累犯的毒品犯罪分子,应按照刑法总则关于累犯的规定从重处罚,对于不符合累犯构成条件,但符合特别再犯构成条件的犯罪分子,应按照刑法分则关于特别再犯的规定从重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是关于再犯从重处罚的规定,对适用该条的处理原则与第(3)种观点一致。
笔者认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所规定的是属于对毒品再犯的特别规定。首先,《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既不要求前后罪都必须是故意犯罪,也没有要求必须是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也无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5年期限要求,所以该条不能认为是《刑法》第六十五条所规定的一般累犯。其次,《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的适用犯罪仅有若干具体毒品犯罪罪种与前罪“被判过刑”的限制,这与再犯只有犯罪次数要求是不谋而合的。再次,2000年4月4日《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笔者注:已被《2008年纪要》所取代)与《2008纪要》均明确规定“毒品再犯”,这可谓是为“毒品再犯”在“立法”上谋得了一席之位。最后,填补“刑罚执行完毕五年以后”这一累犯规定的不足,使得毒品再犯不受时间限制都将受到从重处罚,体现国家对毒品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精神。
该条是否与《刑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特别累犯相并列的另一种特殊累犯的规定,即上述观点(1)中的毒品累犯?答案是否定的,其一,该条只要求“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而“被判过刑”包括宣判后尚未执行的、正在执行中的(缓刑期间的、狱中服刑的、假释期间的和暂予监外执行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的,这与第六十六条“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存在外延上不一致。其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等特别累犯是在总则中规定的,毒品犯罪虽然与危害国家安全等罪一样,具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对1979年刑法修改草案中曾经被作为一种特别累犯规定在刑法总则累犯一节中,但后来又被移至刑法分则毒品犯罪一节。 正是这种位置的挪移,体例上的差异,决定了该条与刑法总则所规定的累犯制度是不同的。因此,第三百五十六条属于毒品累犯的观点不成立。
笔者认为,该条是特别再犯规定。毒品再犯要求是“被判过刑”,与一般再犯要求的情形不一致。从严格意义上讲,一般再犯涵盖了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前犯数罪且在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时一并发现并予以追究的情形, 其评价起始时间早于毒品再犯。所以本条属于特别再犯规定。区分一般再犯与特别再犯的标准是,其一,是否“被判过刑”,其二,是否犯特定种类的罪。之所以将两者作为区分一般再犯与特别再犯的标准,是因为被判过刑的特别再犯,其违法犯罪行为已明确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之后又重新犯相同类别之罪的,表明其仍不思悔改,主观恶性大于未被司法机关判过刑的一般再犯要大,因此将两者区分,对后者明确规定为法定从重处罚情节,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
(二)累犯与毒品再犯的交叉竞合关系
1.构成毒品再犯且构成一般累犯的情形。例如,A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走私毒品罪,后罪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此时A既构成毒品再犯且构成一般累犯。在这种情形下,构成法条竞合。应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适用累犯规定。因为,总则中对累犯不仅规定了要从重处罚,还规定了不适用缓刑和假释。但是再犯只规定了从重处罚,并没有规定不得缓刑和假释,因此,相对于《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毒品再犯的规定,总则中一般累犯的规定是重法条,且《刑法》并没有禁止适用的规定。从毒品再犯的立法目的来看,这是鉴于毒品犯罪的特殊社会危害性所作的规定,其目的就是要对毒品再犯从重处罚。因此,此情形下依照累犯规定进行处罚。
对于毒品犯罪中,既构成累犯又构成再犯的情形,如何引用法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4月4日《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关于同时构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今后一律适用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规定的再犯条款从重处罚,不再援引刑法关于累犯的条款”。但是,《2008年纪要》对此予以更正,《2008年纪要》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对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从重处罚。”然而,《2008年纪要》并未对既构成累犯又构成再犯的被告人如何适用从重处罚作出规定,对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如果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对一个再犯情节,用累犯从重处罚一次,再适用毒品再犯从重处罚一次,这违反了刑法中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因此,笔者认为,对同时构成毒品再犯且构成一般累犯的,应仅适用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进行处罚。如黄某运输毒品案,一审判决认定:2009年7月29日,被告人黄某与他人电话联系,驾车到M县以每克150元的价格购买363.2克毒品海洛因带回H县,黄某将该毒品分了一小包放在其家楼下的电动车的车座箱内,其余的用包装好放到汽车上,在准备驾车离开住处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另查明黄某于1995年因犯流氓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0年3月15日刑满释放;2002年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2007年1月26日刑满释放。公诉机关以被告人黄某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提起公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曾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以内又犯运输毒品罪,是累犯,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三百五十六条的规定从重处罚。”以黄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被告人黄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认为“黄某曾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以内又犯运输毒品罪,是累犯,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三百五十六条的规定从重处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从上述裁判文书看,都只表述为累犯,没有将毒品再犯单独表述。黄某于2002年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徒刑,2007年刑满释放。其于2009年所犯的运输毒品罪仍在累犯的所规定的时间内,所以,笔者认为,此时黄某既于属毒品再犯,又属于累犯。在裁判文书中,既要引用累犯条款又要引用再犯条款,但在量刑时,对黄某应仅适用累犯条款从重处罚。
2.构成毒品再犯但不构成累犯的情形。例如,甲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5年以后再犯走私毒品罪,后罪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此时甲构成毒品再犯但不构成一般累犯。此时,应适用毒品再犯的规定,从重处罚,但排除《刑法》第六十五条(一般累犯)、第七十四条(累犯不适用缓刑)、第八十一条(累犯不适用假释)的适用。如果符合缓刑和假释条件的,仍可适用,这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综上所述,由于设立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时间还不长,立法经验还不足,相关司法解释尚未完善,加上现实生活中,毒品犯罪形式多种多样,所以,苛求准确认定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十分完善还不太现实,也是不太可能。要准确认定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必须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此外,毒品累犯和再犯的认定及如何处罚问题,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准确认定并适用刑罚。故笔者在本文提出几点拙见,以期对处理类似问题有所助益。相信在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完善的明天,毒品犯罪将会受到更有效的遏制。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公诉办公室主诉检察官
关于印发《遵义市人民政府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遵义市人民政府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奖励暂行办法》、《遵义市金融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遵义市人民政府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遵义市人民政府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奖励暂行办法》、《遵义市金融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遵府办发〔2010〕103号
各县、自治县、区（市）人民政府，新蒲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中央、省驻遵单位（企业）：
《遵义市人民政府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遵义市人民政府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奖励暂行办法》、《遵义市金融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已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遵义市人民政府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信贷政策，鼓励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拓宽融资渠道、扩大信贷总量、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互利双赢，按照省委石宗源书记关于遵义要在解决“贷款难、难贷款”方面“有所突破并创造性地开辟新路”的要求，结合遵义实际，特制定《遵义市人民政府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第一条 实行财政存款与贷款规模（含票据融资，下同）及增长比例挂钩。根据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重大项目建设、非公有制企业及“三农”发展实绩，实行财政存款与辖内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存贷比、贷款增长率挂钩，决定和调整新增财政存款的开户银行及额度。
第二条 规划、国土等部门要做好规划、提供用地，支持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营业网点建设，拓展金融服务范围。鼓励组建村镇银行，积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
第三条 支持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多种有效形式，有针对性地宣传普及金融政策、理念和产品，提升市民金融知识水平。
第四条 支持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信贷服务方式，增加信贷品种，为大中型企业、非公有制企业、重点项目建设和“三农”发展等提供优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第五条 支持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培训从业人员，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引导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开展符合遵义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色的金融政策研究；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经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第六条 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牵头，建立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一体的联席会议制度，搭建银政、银企合作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及时互通信贷政策、相关产业发展政策，做好优质项目推介。
第七条 加快担保体系建设。加强与地方担保机构的合作，共同搭建投融资平台，拓宽投融资渠道。
（一）整合市人民政府全资公司资源，充分发挥其投融资平台作用。
（二）建立健全农村担保体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工业和能源委员会、市农业委员会、市国土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林业局等部门，要加强与辖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接，加快推动农村土地、房屋、山林等资产资本化，为实现农村资产产权抵押担保创造条件。
（三）引进有实力、信誉好的担保公司，支持其在遵义开展业务。
第八条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打造“诚信遵义”。
（一）各县（区、市）人民政府、新蒲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工作部门，要高度重视并主导信用体系建设，大力支持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深入开展信用县（区、市）、信用乡（镇）、信用村组、信用户建设，开展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活动，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第三方信用评级活动并扩大评级结果使用范围。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对信用县（区、市）、信用乡（镇）、信用村组、信用户及信用企业在信贷额度、贷款利率、还款期限及担保等方面给予优惠。
（二）加强信用宣传，普及征信知识。积极引导企业和个人建立良好信用记录，大力营造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三）健全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整合法院、工商、税务、质监、公安、环保等部门信息资源，扩大个人和企业征信系统涵盖范围，进一步完善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征信系统。
第九条 继续打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公安、法院、检察院及监察部门要加强与各银行配合，深入持久地开展打击恶意逃废银行债务专项活动，积极支持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清收不良贷款，依法保护金融安全，共同维护良好金融生态环境。
第十条 促进公平竞争。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要积极创造条件，引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遵设立分支机构，引进新的管理理念、金融产品和人才，维护公平竞争。
第十一条 科学制定考核评价机制。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要科学制定和完善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绩考核评价机制。
第十二条 对辖内市级银行业金融机构每年考核一次，并对先进单位进行表彰奖励。市人民政府设立专项奖励资金，根据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予以表彰奖励，并在市属主要新闻媒体上公布。
第十三条 本《意见》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遵义市人民政府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奖励暂行办法
为鼓励遵义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互惠互利，特制定《遵义市人民政府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奖励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一、考核对象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遵义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市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市分行、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遵义办事处、遵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
二、考核内容及标准
包括总量指标（60分）、结构指标（30分）、其它指标（10分），实行基础分和加减分计算。
（一）总量指标（60分，加分上不封顶）
包括贷款发放总量、存贷比、贷款增长率。
1.贷款发放总量（基础分30分，加分上不封顶）
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考核。
计分标准：
（1）基础分（30分）。
以各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上年末的贷款余额为基数，完成基数的得30分；未完成的，每下降1000万元减2分，最低为零分。
减分数=（上年末各项贷款余额-当年末各项贷款余额）÷1000×2。
（2）加分。以各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上年末的贷款余额为基数，每增加1000万元加1分，上不封顶。
加分数=（当年末各项贷款余额-上年末各项贷款余额）÷1000×1
2.存贷比（最高20分，最低0分）
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考核。
本《办法》所称存贷比，指辖内各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年度新增各项贷款余额与新增各项存款余额的比值。
计分标准：
基础分（10分）。
加减分。以各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上年末存贷比为基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1分，每减少1个百分点减1分。
加（减）分数=（当年末存贷比-上年末存贷比）×100×1
3.贷款增长率（最高10分，最低0分）
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考核。
贷款增长率=（当年末各项贷款余额-上年末各项贷款余额）÷上年末各项贷款余额
计分标准：
基础分（8分）。
加减分。以各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上年末贷款增长率为基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加0.2分，每减少1个百分点减0.2分。
加（减）分数=（当年末各项贷款余额增长率-上年末各项贷款余额增长率）×100×0.2
（二）结构指标（30分）
包含重点项目贷款、非公有制经济贷款和“三农”贷款。
1.重点项目贷款（15分）
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考核。
本《办法》所称重点项目，指经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定的市级和市级以上重点项目。
计分标准：
以各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重点项目贷款发放额占遵义市重点项目贷款发放额的市场份额计分，市场份额越高，分值越高。
各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统计当年发放重点项目贷款余额，报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核准。
遵义市当年发放重点项目贷款余额等于核准后的各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年重点项目贷款余额之和。
重点项目贷款得分=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年发放重点项目贷款余额÷遵义市当年发放重点项目贷款余额×100%×15
2.非公有制经济贷款和“三农”贷款（15分）
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市工业和能源委员会、市农业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考核。
本《办法》所称非公有制经济贷款和“三农”贷款，指除对公贷款、重点项目贷款以外的所有贷款。
计分标准：
以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非公有制经济贷款和“三农”贷款发放额占遵义市非公有制经济贷款和“三农”贷款发放额的市场份额计分，市场份额越高，分值越高。
各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统计当年发放非公有制经济贷款和“三农”贷款余额，报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会同市工业和能源委员会、市农业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核准。
遵义市当年发放非公有制经济贷款和“三农”贷款余额等于核准后的各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年非公有制经济与“三农”贷款余额之和。
非公有制经济贷款和“三农”贷款得分=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年发放非公有制经济贷款和“三农”贷款余额÷遵义市当年发放非公有制经济贷款和“三农”贷款余额×100%×15
3.既属于重点项目贷款、又属于非公有制经济贷款和“三农”贷款的项目，按市场份额高的一项计分。
（三）其它指标（10分）
含银政合作、金融服务。
1.银政合作（5分）
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进行考核。
计分标准：
分为上级行与市人民政府签订授信贷款协议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两种情况进行考核。
（1）上级行与市人民政府签订授信贷款协议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遵义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市分行、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遵义办事处）。
①认真落实市人民政府与驻黔银行业金融机构签订的授信贷款协议并发放贷款的，计1分。
②按时参加金融工作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纪要并取得成效的，计1分。
③及时准确报送相关报表和信息资料的，计2分。
④按时完成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的，计1分。
（2）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市分行、遵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①按时参加金融工作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纪要并取得成效的，计2分。
②及时准确报送相关报表和信息资料的，计2分。
③按时完成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的，计1分。
2.金融服务（5分）
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进行考核。
计分标准：
制发金融服务满意度调查表，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组成调查组开展抽样调查。按非常满意（5分）、满意（4分）、比较满意（3分）、基本满意(2分)、不满意（1分）五个等级计分。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遵义分行由于不参加存贷比指标考核，故总考核分为：实际考核分×1.25。
三、考核程序
（一）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牵头，商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制定相关统计考核表册。
（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须于次年2月底前将相关数据、资料报送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考核，并将考核结果报送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
（三）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加上银政合作、金融服务考核分，确定考评名次，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四）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彰奖励的结果，在市主要新闻媒体上发布。
四、奖项设置及奖励标准
（一）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
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按获奖等次分别给予奖励。
（二）金融管理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按二等奖奖励。
（三）新入驻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参加入驻当年的考核，给予一次性奖补，并纳入下一年考核范围。
（四）奖金由市财政预算安排。
五、其它事项
（一）各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须确保上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若发现弄虚作假的，收回奖励，并在全市通报。
（二）凡年内发生违法案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取消参评资格。
（三）本《办法》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负责解释。
遵义市金融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为加强遵义市人民政府、企业与辖内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沟通、协调和合作，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安全、稳定发展，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经相关部门共同协商，特制定遵义市金融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第一章 组织形式
第一条 组成成员：市人民政府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联系金融工作的副秘书长、金融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遵义银监分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工业和能源委员会（含市上市办）、市财政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统计局、市农业委员会、市商务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公安局，市工商联，市工商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级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市级国有全资公司，市级经营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业协会、保险公司、证券营业部、部分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主要负责人。
召集人：市人民政府市长、常务副市长、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必要时，召集人可委托市人民政府联系金融工作的副秘书长或金融办公室主任召集会议。
根据需要，联席会议可约请有关单位、重点项目、企业负责人列席。
第二条 联席会议为季度例会，必要时可临时召开会议。
第三条 联席会议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主办，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轮流承办。
第四条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在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各成员单位指定一个内设机构作为联席会议的联系部门，并明确联系人。
第二章 主要职责
第五条 联席会议开展活动，研究工作，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坚持协商协调协作，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主要职责：
（一）开展有关政策措施的分析研究，促进遵义市经济社会发展与金融政策之间的衔接。
（二）加强有关工作的沟通和信息交流，实现信息共享，确保市人民政府全面、及时了解重要金融政策措施、掌握全市金融业运行情况；促进各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共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三）提交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报告，供市人民政府决策参考，并提供给辖内重点企业。
（四）研究解决金融业、金融机构发展和企业投融资的重大问题。有重点地分析、评估、预测金融风险，及时掌握金融风险重点部位、重大问题及发展趋势，商议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措施和处置重大金融风险预案。
（五）督促跟踪分析检查市人民政府与驻黔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签署的授信贷款协议落实情况。
（六）交流监管和服务工作经验，促进金融机构和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
（七）着力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协调、支持辖内金融机构清收、化解、处置不良资产，创建诉讼追收清讨、依法强制执行的良好法制环境，积极打造信用遵义、诚信遵义。
第六条 各成员单位联系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联席会议日常工作的联系，承办联席会议议定的具体事务。
（二）负责全市金融发展中需要相互协调合作事项的联系、落实和反馈。
（三）负责金融监管、服务工作中重要信息、资料的收集、编报、交流。
第三章 会议内容
第七条 联席会议主要内容：
（一）市人民政府通报重大发展举措、当前经济运行情况，以及地方需要解决的重点项目、中小企业和“三农”投融资情况；市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门通报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三农”投融资需求情况；联席会议办公室通报《联席会议纪要》落实情况；部分参会单位通报相关工作情况。
（二）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通报中央银行金融宏观政策走势和全市金融运行情况、对策措施。
（三）遵义银监分局通报行业监管主要政策和监管中发现的重要情况、问题及对策措施。
（四）保险行业协会通报行业管理和服务中发现的重要情况、问题及工作建议。
（五）研究提出遵义市经济发展战略及相关产业工作与金融机构的对接。
（六）企业或行业协会通报投融资需求情况。
第八条 特殊情况下，经联席会议召集人批准，联席会议办公室可增加会议议题，并通知各成员单位。
第四章 会务工作
第九条 联席会议办公室要认真做好会前准备、确定需研究解决的议题。
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联席会议办公室的通知要求，认真准备、提交会议材料；承办单位要认真做好会务服务工作。
第十条 每次联席会议要印发《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由市人民政府市长、常务副市长、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签发。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