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南通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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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因产品缺陷引起消费者人身、财产的严重损害所导致的纠纷不断增多。在“丰田汽车召回门”中，“同车不同命”的遭遇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事件的发生，再次凸现了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消费者需要平等的权利。要保证产品召回的有效运行，除了完善的制度外还要权威有力的产品召回行政主管机关。本文试图以此出发，对我国产品召回制度中监管者的权责进行初步的研究，从而对完善产品召回制度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一、产品召回制度中的监管主体
产品召回的监管者，是指承担监督和管理市场产品质量和厂商缺陷产品召回行为职责，当厂商不召回缺陷产品时，指令厂商召回缺陷产品的政府机关。
目前，我国现行有效法律中没有对产品召回制度作出规定，有关产品召回的规定散见于部门规章中。根据《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试行）第 9 条规定，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医疗器械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督全国医疗器械召回的管理工作。根据《药品召回管理办法》第 9 条规定，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药品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督全国药品召回的管理工作。根据《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第 4 条规定，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儿童玩具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儿童玩具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根据《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第 5 条规定，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全国食品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第 6 条规定，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各直属检验检疫机构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缺陷汽车召回的监督工作，国家质监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全国缺陷汽车召回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主管部门开展缺陷汽车召回的有关管理工作。总体来讲，我国现阶段的产品召回工作主要由国家质检部门负责，再联合其他单位，但实际操作中没有一个部门可以一管到底。
由此可见，我国规定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层级较低，局限于部门立法，缺乏统一协调。产品召回的监管职责主要由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药品、医疗器械等专业性较强的产品由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以上规章都规定，由省级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召回工作，由国家职能部门统一组织协调，这种划片管理的方式看似合理，其实不然。在物流极其发达的今天，绝大多数的产品都已脱离了地域的限制，在全国市场内流通，由于各省职能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也容易造成不同省份之间相互推诿，这与产品召回制度本身对时间的要求是相悖的，从而造成对消费者保护的不力。事实上，从我国实施召回制度至今，也尚未有一例召回是由省级职能部门发出的。
主管机关的不明确会给产品召回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甚至可能造成不同行政机关在产品召回管理职权上的相互争夺或者推诿，这与产品召回制度本身对时间的要求是相悖的，从而造成消费者保护的不力。多部门管理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导致了部门间职责划分不清、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权责部门，造成了有法可依却无人执行的尴尬局面。在产生纠纷时，消费者也无法分清该去哪一个部门进行投诉或者维权，就只能依仗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力量，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被赋予了法律职能，但其毕竟不是行政执法机关。
例如，根据《食品召回管理规定》，我国食品召回管理工作采用食品召回“二级监管”的模式。国家质检总局在职权范围内统一组织、协调全国食品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组织开展食品召回的监督管理工作。《食品安全法》又规定，县级以上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公布食品安全日常监督管理信息。所以，责令召回的主体是国家质检总局，具体到地方政府质检部门是否具有责令召回的权限，召回工作监督职责范围大小等，规定相对模糊。食品召回涉及生产运输销售多个环节，多个部门同时监管往往会职责不清，实际上也为地方职责部门推诿责任提供了“灰色空间”。加之多数大型民营企业往往是本地区的经济支柱，地方政府的税收大户，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政府加深对企业的偏袒，甚至为追求经济利益产生官商勾结。在金浩茶油事件中地方政府秘而不宣，监督部门的理由是“我们没有这个权限”，其中暴露出的食品召回监管问题已是不言而喻。[1]
笔者建议，可以考虑由一个机构担当监管者，负责所有产品的召回工作；再分门别类地根据不同产品的特性，将一些特殊产品的召回工作交由其他机构负责，如目前已经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等。从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出发，这个机构适宜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担任，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信息发布、产品召回等工作。当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产品召回制度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设立专门的、国务院直属的产品召回行政机构，并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对全国的普通产品召回实施监管。而对于各类特殊产品的召回，比如汽车、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设备等专业性较强的产品，则由其授权各主管部门实施监管。
二、产品召回监管主体的权责
（一）其他国家和地区产品召回监管主体权责概述
产品召回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种是企业得知产品存在缺陷，主动从市场上撤下产品；还有一种是监管机关要求企业召回产品，即分为主动召回程序和指令召回程序。无论哪种情况，召回都是在行政主管机关的监督下进行的，监管主体的监管在产品召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分别从主动召回和指令召回这两种程序出发，分析世界各国的监管主体在产品召回中应承担哪些权责：
1． 主动召回程序中的监管权责。主动召回是指产品的生产商、进口商或者经销商在获悉其生产、进口、销售的产品存在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或安全的缺陷时，依法向政府部门报告，主动及时通知消费者，并从市场和消费者手中收回问题产品，予以更换、赔偿并消除危害的制度。目前发达国家的市场上，大部分的缺陷产品召回是主动召回，只有极少比例为指令召回。在主动召回中，监管主体的职责主要为：
（1）登记、备案产品缺陷报告。在产品召回中，主管机关的监督职责包括制定召回标准、判断是否需要召回、帮助企业制定召回计划、监督企业公布召回信息等。这其中，要求监管主体必须对企业与召回相关的信息有充分全面的了解，而这种了解最初就来源于企业的产品缺陷报告。因此，很多国家都规定企业如发现了缺陷产品可能导致召回时，有义务通知或报告行政主管部门，这种义务实质上是一种事先的报告义务。比如，日本《机动车形式制定规则》规定了制造商通过消费者或者销售商发现同一形式的缺陷后，生产厂家先进行详细调查分析，如确属设计和制造原因，应立即向国土交通省提出召回申请。
一般来说，报告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并要求以书面形式进行，内容包括召回产品的完整信息和相关主体的各种联络方式。[2]对于监管主体来说，其权责是对厂商的产品缺陷报告如实登记和备案，并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与核实。
（2）对产品缺陷进行风险评估。企业向主管部门提交缺陷报告并不代表一定召回该产品，是否召回取决于监管主体的分析、判断。如果存在缺陷，就须对该缺陷可能造成的风险等级进行评估，并决定是否进行召回。构成召回的缺陷标准一般认为应对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实质性危害，比如汽车产品一般涉及安全、环保等。美国作为召回制度的发起国，对缺陷产品的风险评估的法律规定也是最为完善的。除汽车外，一般产品的实质危害的认定主要依据其《消费者安全保护法》第 15 条，主要考虑产品的缺陷模式、交易中缺陷产品的数量分布、风险的严重性、伤害的可能性等因素。
这种评估一般由监管机构下设的专业评估机构完成，也可以委托社会上的权威检测机构进行。因此，在对产品缺陷报告进行核实后，行政主管部门应该把可能存在缺陷的产品交由权威的质量鉴定部门进行鉴定，根据鉴定结果对产品可能引起的危害进行评估，以便确定厂商需要采用的召回措施，从而尽可能减少缺陷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实际损失。
（3）审查召回计划。监管部门的评估报告如果认定产品存在缺陷并应当召回，企业应立即停止该产品的生产、进口和销售，通知零售商撤柜；另一方面应根据产品的缺陷等级、销售区域、流通数量等制定缺陷产品的召回计划。准备和维持一个具体的书面召回计划，这将使召回快捷有效。召回计划的制定是产品召回实施的成败关键，一个完善的召回计划对顺利召回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召回计划的制定因情况而异，但一般来说，一份完善的召回计划大致包含下列内容：①召回深度，即召回产品所处的销售层次，如消费者或用户层次、零售层次、批发商层次；②召回联络方式，包括所有涉及者的联络方式；③公开警告，告知公众所涉及产品的危害性，阻止大家继续使用该产品；④针对召回所采取的有效监督检查。[3]
（4）信息公布。监管部门应配合厂商进行产品的缺陷警示，在政府网站上发布产品缺陷警示和召回信息，并要求企业通过指定的公众新闻媒介按照指定的形式公布相关信息，以便消费者能及时了解。
（5）监督召回实施。在产品召回实施过程中，监管主体需要对企业的修理、更换、退货等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进行纠正，对双方的纠纷进行调节和裁判。
2． 指令召回程序中的监管权责。指令召回指监管主体获悉产品的生产商、进口商或者经销商所生产、进口、销售的产品存在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或安全的缺陷时，指令其及时通知消费者，并从市场和消费者手中收回问题产品，予以更换、赔偿并消除危害的制度。一般是在厂商没有及时履行责任或逃避责任时，行政主管部门所采取的强制性行政措施，是在召回法律关系中最能体现监管职责的方式。在指令召回中，监管主体的职责主要为：
（1）发现缺陷产品。由于监管部门精力和行政成本的限制，不可能对所有企业的情况都随时随地全面掌控，因此，企业自身的缺陷产品报告依然是监管部门了解缺陷产品信息的重要来源。如果企业为了逃避责任之情不报，监管主体有权给予罚款，并视情节可要求企业承担刑事责任。除此之外，监管机关会通过各种方法了解产品信息，消费者投诉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监管主体应设立各种渠道方便消费者及时反映产品信息，鼓励消费者监督和查询。例如，美国消费者可以通过拨打免费的机动车安全热线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向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投诉，日本国土交通省也建立了政府网站用来公布近十年来有关汽车召回的数据。[4]此外，主管部门还应定期对企业的产品进行抽查或调查相关部门的记录，通过各个相关部门的数据库了解不安全产品的信息。
（2）对产品缺陷进行风险评估。该职责与主动召回程序中的基本相同。
（3）通知召回。风险评估后如果需要召回，监管主体应通知厂商准备召回事宜，敦促其制订召回计划，实施召回；如果企业不主动召回，监管主体应强制其召回，发出召回命令；如果企业对召回命令不予执行，将面临行政处罚，甚至被提起诉讼。召回的命令中应包括召回的原因、调查评估的结果、召回产品的范围和时限等。
（4）信息公布。监管部门应要求厂商进行产品的缺陷警示，该职责与主动召回程序中的基本相同。
（5）监督召回实施。在作出责令召回的决定后，行政机关还应对生产企业实施召回的情况进行监督。主要包括生产企业应定期向行政机关报告召回的实施情况，行政机关对召回的总结报告进行审查、评价等。行政机关在审查后认为生产企业的召回不彻底或者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的，可以要求生产企业重新召回或者扩大召回范围。
（二）我国产品召回监管主体权责的分析与建议
1． 我国产品召回监管主体的权责缺位。监管主体在产品召回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监督职责。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7 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政部门做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预防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行为的发生，及时制止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但实际上，我国政府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有发挥事先监督的作用，只有在造成伤害后，才会进行处理。目前，国内对诸如有质量问题或者不合格的缺陷产品的处理，主要还是采取由受损的消费者对该产品以违约或侵权为由，通过司法程序向销售者或制造者提出索赔。对于批量生产出现的缺陷产品，导致大量消费者人身、财产受损害，行政机关如何进行管理、惩戒，并促进企业进行改进、弥补产品缺陷等的管理仍显乏力。西方国家尤其是以德国为代表，在发现食品等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致人死亡时，会对企业处以很重的惩罚，有时甚至让企业不能翻身只能破产。但中国的惩罚程度对企业来说不能构成太大的威胁，这也是很多企业侥幸隐瞒其产品缺陷试图逃过一劫的原因。
同时，对监管机关和监管人员的责任追究不重视，处罚力度不够，以其他责任代替法律责任也成为相关部门对产品安全监督不作为的因素之一。例如，我国法律法规虽然规定了政府监管不力的责任，但责任形式仅涉及公务员的内部行政处分责任，对外部行政责任未作规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安全监管立法中，产品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者根据产品安全的相关规定生产、加工、销售产品，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对产品安全负主要责任；承担产品安全监管职责的政府为第二责任主体，制定合适的产品安全法规并监督其施行，必要时采取制裁措施。而在我国产品安全立法中，更多的强调产品生产加工参与者的责任，对政府责任的关注度却比较小。就现有监管部门及检验机构的监管责任规范来看，其责任程度明显过轻，不能适应产品安全对加强政府监管职责的需求。所以，建立完善有效的政府问责机制势在必行，以切实履行对产品的安全监管职责。
2． 完善我国产品召回监管主体权责的建议。形成有效的监管主体监管责任追究制度，需完善产品监管行政责任的法律体系，规范行政责任构成要素，同时加大对政府的惩罚力度，这符合“有权必有责”的法治理念。
（1）完善产品质量标准。要对缺陷产品实施召回，首先需要确定缺陷存在与否。因此，标准的设立就至关重要。是否存在缺陷，需要跟权威标准作对比。完善的质量标准和先进的检验检疫技术是产品召回坚实的技术支撑，成功的召回离不开先进的技术工作，没有科学的检测手段和检测标准，就无法评估产品是否安全，更谈不上召回。产品的质量标准包括产品安全卫生、原材料、加工过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强制性质量标准以及产品质量管理、监督、鉴定、认证等过程中的程序性要求。虽然我国监管部门也颁布了大量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这些标准依然存在法律位阶低、内容不完整等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标准体系混乱：①标准重复制定、政出多门，使用者无所适从。②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之间的关系有待厘清，大量重复、过期的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有待清理。
现在世界上产品安全法发达的国家都确立了严密、科学的标准体系。例如，美国制定的包括技术法规和政府采购规则在内的标准有 5 万多个，私营标准业协会、行业协会等制定的标准也在 4 万个以上。如此完善的标准体系和先进的技术来自于对标准研究和制定工作的重视，美国产品召回监管部门每年约有 7 亿美元的经费支持标准的研究和制定。[5]这些无疑使美国在产品召回级别的认定上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和快速反应能力。所以，完善我国的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是召回监管主体履行其权责的基础。
（2）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指一旦决定召回，企业必须单独或者与监管部门联合通过各种途径向消费者及社会公众告知相关信息，以便消费者能及时得到补偿的制度。因为需要召回的产品大多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让公众得知便成为召回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召回企业有义务尽快通知到每一个消费者，召回信息的发布应该和正在召回的产品的风险及召回计划相匹配。公布的信息应包含：告知召回产品的消费者其所使用的产品正进行召回，库存产品的进一步销售和使用应立即停止，召回企业的销售商应以此通知到其顾客，对消费者如何处理产品进行指导。信息披露的途径包括：新闻发布会、视频信息发布、平面新闻媒体广告、海报、信函、免费电话及传真等。
无论是主动召回还是指令召回，监管主体都有义务敦促企业及时、充分、真实、准确的完成信息披露，以便于消费者尽快知悉信息并采取有效措施。任何在信息公布上的隐瞒、懈怠，都是监管主体权责的缺失。
（3）建立产品安全综合评估机制。对产品的安全指数进行及时发布，通过对数据的采集、加工、整理，进行食品安全动态风险监测评估工作，并且由专门的部门来负责。当食品安全的监测与评估结果具备问责的启动条件时，政府主管部门就要对企业采取问责措施。
（4）统一协调的产品安全信息监测、通报、发布的网络运行体系是问责制有效运行的必要手段。通过在各地设立的监控点随时采集产品安全领域的重要信息，一旦有质量事故发生立即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使政府主管部门立即启动问责机制，减少产品安全事故带来的损失。同时通过监测网络定期向公众发布产品检测信息、召回信息及国外发布的产品安全信息等内容，通过这一平台也可以引导公众参与到产品安全的管理中。在问责结束后通过信息发布机制，尽快对问责调查结果与处理结果做出说明。



注释:
[1]付一津、石江水：《论我国食品召回制度——从金浩茶油密召事件切入的分析》，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
[2]贺开铭：《日韩汽车召回及三包制度考察报告》，载《中国汽车报》2003 年 2 月 11 日。
[3]徐士英：《产品召回制度：中国消费者的福音》，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2 －173 页。
[4]王晓梅：《“以人为本”——美国、法国、日本如何看汽车召回》，载《经济参考报》2002 年 11 月 18 日。
[5]黄琴英、姚淙：《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思考》，载《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9 期。



出处:《法学杂志》2012 年第 9 期
为什么有的律师会违法

山东诚维律师事务所 王振江


内容摘要 律师是以维护委托人合法权利并进而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可是一些律师为什么会违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去违法，违法的表现和原因是什么，本文对此将作有关探讨，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关 键 词 律师制度的起源 律师的执业现状 司法公正 律师违法的表现及原因
最近看到几个有关法官违法的新闻报道，如最近被众多媒体关注的武汉中院13名法官集体腐败案 ，其背后也不乏律师的身影。那么这些律师为什么会这么做，乍看挺让人吃惊，但仔细一看，却不禁反思起来，是什么力量促使一名熟谙法律的执业律师去违法？恐怕这其中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律师作为法治社会中维护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力量，在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以维护委托人合法权利并进而维护司法公正为最初和最终设立目标的。恐怕那些律师不会不知道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可为什么有的律师会愿意去违法呢，不得不促人深思。
一、律师制度的设立起源。
律师制度公认起源于古罗马帝国，尽管律师是作为诉讼一方的代理人参与诉讼，可现代意义上律师制度的确立，恐怕是吸收了不少古罗马政治制度的精华，如古罗马的保民官制度（如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即持此观点） ，在古罗马帝国，实行共和政体，尽管在元老院设立有执政官，但为了防止这些人滥用手中的权力去伤害罗马公民，保民官制度就应运而生了，为了确保对权力的约束从而确保公民自由，罗马通过民众大会、元老院、保民官以及二执政之间权力分立和相互牵制的安排形成权力制衡格局。其中，保民官的宪政意义非常独特：为了保护人民而对抗政府。保民官既无立法权又无行政权，但拥有的否决权不仅可以否定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也可以取消元老院决议的法律效力。值得注意的是，保民官制度是平民向贵族争取政治平等的社会斗争的产物，这一以行使否决权为突出特征的职务乃是作为平民保护者而设立的，这个事实意味着罗马开创了把反对力量乃至其斗争合法化和制度化这样一个重要的宪政原则。这一原则使反抗因合法化和制度化而被疏导到和平、理性、具建设性的方向，避免了暴力反抗及其必将带来的巨大破坏；而罗马的权力制衡格局也正是在标志着反抗权合法化、制度化的保民官制度出现以后才真正说得上形成了。在制衡格局中，保民官既牵制了行政、司法和元老院的权力，又在元老院贵族和平民之间充当了强有力屏障，使构成罗马社会斗争主线的这两方力量保持均衡和相互监督、制约，用马基亚维利的话来说，是既约束了“贵族的傲慢”，又防止了“平民的放肆”。现代律师制度正是在权力制衡的意义上产生的，律师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行政权，但律师作为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却能凭借法律知识帮助委托人充分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在这种对抗中通过合法的方式形成对权力的对抗，这种合理对抗最终在全社会实现民权对公权的制衡，这就是律师制度的设立宗旨，在我国就是要维护司法公正，在全社会实现正义，这应当成为我国律师业的职业定位。
二、现阶段我国律师的执业现状
随着中国法治的进步，律师业经过20余年的发展，全国已经有了10.2万多人的执业律师，律师事务所1.1万多个 ，律师队伍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广大律师积极投入到法律服务中去，为国家法治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律师是靠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收取相应的法律服务费用而生存的，我国现阶段律师的执业现状是什么呢？是否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呢？结合有关实际情况作出分析：
第一，对律师的身份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条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同时，许多观点包括权威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就将律师事务所定位为市场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在非诉讼业务中确实有部分业务属于中介机构业务的范围，但不全是，如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中代理一方当事人参加诉讼。刑事辩护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缺少刑事辩护的，律师在刑事辩护中是不能作中介业务的，这一点，稍有一些法律知识的人都知道。由于这种定位，许多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人员把律师当作“个体户”的看法成为主流，认为律师就是单纯为委托人服务的服务人员，更有甚者认为律师是相当于说媒的掮客，根本没有资格能和代表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平等对话，更没有从法治的大背景下看待律师执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机构及部分工作人员对律师存在看法的偏差，这也是导致律师办理法律事务中经常受到不应有的刁难的原因之一。最近，司法部正在起草《律师法》送审稿，向国务院报送，其中应当对律师职业的定位这一问题从维护司法公正的价值方面做出明确的界定，使困扰律师业正常发展的这一瓶颈得到解决。
第二，律师的执业权利。律师作为一个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员，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离不开一定的法定权利，可现行《律师法》中对律师的权利规定却极为弱势，如该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现实中，律师因为该条的规定，常在法律事务的办理中处于极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诉讼法及司法实践中都强调当事人举证的责任，一方面又不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一个证据明明在那儿，由于人为的原因，导致该合法取得的证据不能合法取得，那些原本并不复杂的法律事务在办理中就经常出现效率不高、司法资源白白浪费的情况，导致当事人打官司的信心降低对法律的信仰降低。这种情况已经极大的伤害了律师的执业积极性，他们面临着这种尴尬局面，很感无奈。因此，没有立法保障的律师执业权利，就如律师拥有的是没有子弹的枪支。相对于《律师暂行条例》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律规定，很多人对《律师法》中的调查取证权戏称为立法上的倒退。
第三，律师的收入情况。现阶段，很多人都认为律师好像是一个富得流油的职业，香车宝马、高堂华舍、出入豪华场所就是律师生活的写照。但事实是，的确有一部分律师是富了，如从事公司上市、企业改制、涉外法律事务等非诉讼业务的一部分律师，但绝大多数律师并没有富起来，如《中国律师》杂志报道西部某省的一个律师一年只有几百元的收入，连维持生存都成了问题，不得不靠放羊喂马，甚至给人打工求得生存。一个人如果想从事律师职业，首先必须取得大学本科学历，然后参加号称第一难的律师资格考试或司法考试，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后，方可领取律师执业证从事律师职业，如此下来，前期投入就很大，很多人都是在清贫中度过了领证前的岁月。然而，领取律师执业证后，并不是一片坦途，法律服务市场由于我国特有的服务主体多元化现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系统离退休人员、无业人员，等等许多人都在无限制的从事这一职业，如山东一省就有注册的法律工作者就有6366人 。刚入行的年轻律师马上就会感到生存面临着威胁。一个当事人好不容易走到了律师事务所咨询，刚刚谈谈，就知道人家已经走过了许多家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价格也做了全面比较，300元你不干别人会干，就这样，年轻律师投身于法治建设的热情很快就被淹没了，在生存的压力下，律师们过得并不快乐，这是现实的写照。
第四，律师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律师的义务主要有：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私自接受委托，私自向委托人收取费用，收受委托人的财物；（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或者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三）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四）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者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五）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以及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六）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依法纳税。这些义务无论是从律师与司法机关还是从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等方面来说，都是作为一个执业律师所必需的根本要求，一个律师只有首先具备这些根本要求，才能是一个基本合格的律师。
三、社会中律师违法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原因
1、向法官行贿或介绍当事人行贿。
难道向法官行贿是律师们非常喜欢的？律师承办法律事务很希望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能得到实现，然而，事实是，司法公正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在掌握裁判权的法官手里，为了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律师往往会极力和法官走近，有的利用同学、老乡关系或者直系亲属关系，通过各种途径向法官行贿，其花样繁多，送代金券、购物券、打牌故意输钱等等；再有就是以代理人的身份介绍当事人直接跟法官私下接触，由当事人给办案法官直接行贿。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社会人社会活动的规律，律师们也不能脱离这个规律，如果一个本该胜诉的官司在自己的手里输掉了，那么律师失去的恐怕不仅是一个客户，恐怕还会失去生存的基础，何况，现实社会中拉关系之风盛行，法官的裁判过程又不透明、判决书说理性不强，涉法上访的居高不下，另据官方人士披露，第一季度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县以上三级党政机关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量比去年同期增加6.5%。其中接待群众集体上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9.9%和5.1%。第二季度，受非典疫情影响，各地信访量有所下降。但随着非典疫情的解除，各地信访量又迅速回升。6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双解除")至9月30日，国家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67.3%和58.4%。其他地区群众来访特别是群众集体访上升趋势也很明显。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11月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采访时，公开承认“今年以来，群众信访总量仍呈现上升趋势”。周占顺特别指出，近期以来，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群众赴京访上升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影响首都北京和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在此次访谈中，周占顺提出了引人注目的4个“80%”：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集体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曾在进京信访排行榜列第一的辽宁省有关高官对外坦承，该省进京上访者90%以上是有理上访，上访者中年龄最大的82岁，上访时间最长的达三四十年，95%是老上访户，上访案件中有三分之二为涉及司法机关的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曾经说，“人民法院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面临着这些，律师们颇有些不得已的感觉，用时尚的词叫做“逼良为娼”。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其中规定了详细具体的禁止性规定，但要想从根源上杜绝律师向法官行贿，就要真正在全社会实现司法公正，有了司法公正，律师何必向法官行贿？可见，治理律师行贿问题首先应该根治司法不公问题。
2、律师向法官或其他人支付介绍费、回扣。对于诉讼代理和刑事辩护业务尽管《律师法》第十四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业务或者辩护业务。”但《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三大诉讼法的立法都早于《律师法》，因此，都没有确立一个律师对诉讼代理及刑事辩护垄断的制度，实践中，尽管有的法官在开庭时注意审查代理人的代理资格，但由于大部分非律师参与诉讼代理都有一定的特定的背景，再加上三大诉讼法都没有禁止性规定，所以，对于非律师代理的情况，在开庭审理时很少有将非律师代理拒之于门外的情况。近年来，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存在着基层法律工作者、公检法司等部门离退休人员甚至是一些无业下岗人员都加入了法律服务市场，和律师等进行市场竞争，这些人往往拥有比律师更为广泛、复杂的社会背景，他们对外大多以律师的名义、对案件往往采取大包大揽的方式对当事人进行承诺，搞“三包”，同时利用他们的复杂社会关系对司法工作人员进行拉拢、腐蚀，采取的花样也十分丰富，如为案件承办人购买商品、出资旅游、报销费用、装修住宅或为其提供交通、通讯工具。同时，为了和律师进行竞争，他们一般采取先以低收费为诱饵，把案件抢到手，然后以种种理由对当事人进行威胁利诱，再收取其他的所谓活动费用，当事人为了赢得他们的官司，依附心理较强，他们往往以较高的成本付出打完一个官司，最后，如有不满意，则往往怪罪说是“律师”骗了他们。律师面临着这种不正当、无序的竞争也无可奈何，有的律师由于耐不住贫困就采取类似的手段揽业务，他们中的大多数采取向法官行贿或许诺好处等方式和法官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向法官行贿如武汉中院、苏州吴江市法院院长费明受贿案 等许多新闻媒体报道的那些情况。同时，也有极个别的律师，面临着如此无序法律服务市场，他们没有选择同流合污，而是愤而出家 ，用这种方式对进行无言的消极抵抗。所有这些情况的出现，尽管不排除一部分律师见利忘义，做出了有损法律正义的行为，如果我们的法律服务市场能够得到净化、律师们没有这种不正当的竞争和生存压力，他们何必选择向别人支付介绍费或回扣的方式来拉案源？现在，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从维护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下力气解决这一问题，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确立了五年立法规划 ，《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三部法律都列入了立法规划，其中，前两个诉讼法都是立法规划中十届人大本届内审议的法律草案，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机遇，希望有关部门切实下决心给与重视，将这一困扰律师业发展的问题予以解决，使中国的律师业的发展得到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四、结语
中国律师业自恢复以来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中国的执业律师人数已发展到十余万人，拥有律师资格和司法资格的后备力量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律师业需要“拓展与规范”，中国律师业到了一个需要拓展执业空间、规范发展的阶段了，在全面接建设小康社会、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权宪法宗旨的法治背景下，中国律师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律师被动违法的情况将会降到最低，中国律师将能更好的肩负起维护司法公正、实现“执法为民、防止司法腐败”的终极目的。


见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14期
见《江平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和《中国律师》1998年第9—10期
见2004年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
见山东省司法厅2003年8月20日发布的关于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年检注册公告
见《?望东方周刊》
见2003年12月16日外滩画报
见中华网：http://edu.china.com/zh_cn/law/lawfocus/3356/20010615/10045861.html律师遭遇司法腐败，愤然遁入空门
见新华网：北京2003年12月17日电十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制定完毕，5年内拟审议59件法律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