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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


关于当前抗震救灾进展情况和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
（2008年5月27日）


一、我国经历了一次历史罕见的大地震

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特大地震。这次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一是强度烈度高。震级达里氏8级，最大烈度达11度，均超过唐山大地震。二是影响范围广。波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等16个省（区、市），417个县、4624个乡（镇）、46574个村庄受灾，灾区总面积4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4561万人。其中四川省灾区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重灾区达12．5万平方公里，极重灾区达1．1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2961万人。三是余震频次多。截至5月27日12时，发生余震8668次，其中4级以上182次，5级以上28次，6级以上5次。据地震部门预测，余震活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仍有发生6━7级地震的可能。四是救灾难度大。重灾区多为交通不便的高山峡谷地带，加上地震造成交通、通信中断、河道阻塞，天气恶劣，救援人员、物资、车辆和大型救援设备无法及时进入现场。

地震造成极大破坏。一是人员伤亡惨重。截至5月27日12时，已确认因灾遇难67183人，受伤361822人，其中四川省遇难66674人、受伤350133人。此外，尚有20790人失踪（四川20779人），其中相当数量可能已经遇难。估计这次地震遇难总人数将超过8万人。二是房屋大面积倒塌。倒塌房屋652．5万间，损坏房屋2314．3万间。北川县城、汶川县映秀镇等部分城镇夷为平地。三是基础设施严重损毁。震中地区周围的15条国道省道干线公路和宝成线等5条铁路中断，电力、通信、供水等系统大面积瘫痪。四是次生灾害多发。滑坡、崩塌、泥石流频发，江河阻塞形成堰塞湖35处，2385座水库一度出现不同程度险情。五是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工矿商贸企业停产面较大，机关、学校、医院等严重受损。部分农田和农业设施被毁。四川省因灾损失畜禽4433．56万头（只）。

由于统计尚难完全，余震仍然不断，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还没有见底，实际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二、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取得阶段性成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抗震救灾工作。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亲赴四川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国务院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震后立即赶赴地震灾区，直接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对抗震救灾工作给予了有力指导和协调。按照中央的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全面地展开。

（一）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共动用解放军、武警部队兵力超过13万余人，公安民警、消防官兵和特警2万余人，国内外地震专业救援队5257人；累计出动各种飞机4560架次，解救被困人员、运送紧急物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组成小分队，冒着余震、泥石流、滚石等危险，翻山越岭，克服重重困难，于5月14日中午到达全部受灾县，15日24时到达全部重灾乡镇，19日14时28分到达灾区所有村庄。截至27日12时，共解救被困群众69．8万人，其中救活被掩埋人员6541人。

（二）救治受伤群众。从各地（包括军队、武警）向灾区派出14950名医疗卫生人员，共投入医疗卫生人员约9．13万人，其中投入一线6．5万人。截至27日12时，累计救治伤员36万人，其中送院治疗84810人，出院54374人，现有住院伤员16288人。已处理遇难者遗体64847具。卫生防疫工作全面展开，已无害化处理死亡畜禽2230．6万头（只），目前灾区未发生与地震有关的传染病暴发流行。

（三）安置受灾群众。截至27日12时，中央财政已拨付救灾资金151．26亿元，地方财政投入40．9亿元。已向各灾区调运救灾帐篷56．64万顶、活动板房5．32万套、衣被1184．52万件。先后向灾区运送食品、瓶装水等生活物资上千吨。全国共接受社会各界捐赠款物合计327．22亿元。各灾区累计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500．6万人。

（四）抢修受损设施。各重灾县和主要城镇实现了至少有一条干线公路对外连接。宝成线等因灾中断的5条铁路线均已恢复正常运行。四川54个重灾县已基本恢复或部分恢复供电。调运大批移动通信机站和卫星电话，抢通受损光缆，所有受灾区县对外通信已不同程度恢复。修复供水管线13649．6公里，通过架设临时供水管线、抢修村镇供水设施和临时送水等措施，基本解决群众临时用水问题。加强水库、水电站、堰塞湖险情及地质灾害监测排查、防险抢险工作，至今未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五）加强震情监测。地震部门坚持24小时不间断跟踪监测地震序列活动，增设流动观测站，密切监视震情发展，加强趋势会商研判，全力做好余震防范工作。实时跟踪震情的动态变化。

（六）做好宣传报道。及时准确客观公布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全面深入报道抗震救灾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广大军民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和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凝聚了全国人民和全球华人的情感和力量，增强了战胜灾害的信心和勇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赞誉。

经过前一阶段艰苦卓绝的努力，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最大程度抢救了被困群众，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初步得到安排，社会治安秩序保持总体稳定。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统一指挥的结果，是灾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各地区、各部门紧急行动、全力以赴的结果，是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公安民警临危不惧、顽强奋战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大力支持的结果。

三、下一阶段抗震救灾工作的主要任务

当前，抗震救灾形势依然严峻，任务十分艰巨。最为突出的，一是受灾群众生活安置面临很多困难。这次地震，受灾群众数量巨大，无家可归的人员多，伤病员多，“三孤”（孤儿、孤老、孤残）人员多，受灾群众吃饭、饮水、看病、上学等方面都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住的问题更为突出。二是防疫形势严峻。灾区环境卫生特别是饮用水和食品卫生条件差，加上近期气温升高、降雨较多，极易发生传染病疫情，控制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的难度也比较大。三是次生灾害隐患多。灾区水利设施密集，不少水库、水电站、堤防等存在安全隐患，山体滑坡形成了不少堰塞湖，加上余震不断和汛期来临，随时可能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这次抗震救灾工作的艰巨性还在于，重灾区道路通行和保障能力很低，特别是一些边远乡村救灾物资设备运入和伤员运出都十分困难，影响救灾工作进程；灾区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遭到很大破坏，许多保留下来的设施存在不少地质和建筑隐患，恢复生产十分困难；灾后重建需要开展地质条件评估论证等大量前期工作，不少城镇和乡村要异地重建，灾后重建需要较长时间；许多家庭失去亲人，遭受严重心理创伤，大量“三孤”人员需要安置和抚慰；一些基层组织遭受很大损失，社会管理恢复正常难度很大，灾后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繁重。

当前抗震救灾工作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要在继续做好被困群众搜救工作的同时，把安置受灾群众、恢复生产和灾后重建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总的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做好伤员救治和卫生防疫，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严密防范余震破坏和次生灾害，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同时部署恢复生产，规划灾后重建。

（一）抓紧救治伤病人员。在不放弃搜救被困人员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保障伤员生命安全。加强对当地和外来医疗救护队伍的组织协调，尽快空运医疗队到尚未进入的乡村，争分夺秒抢救受伤群众。增派有经验的专家，加大医疗急救物资供应力度，确保救出人员得到及时救治。及时把部分重伤员分流转运到省内外城市医院实施救治。

（二）着力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千方百计解决受灾群众临时居住问题，在1个月内再紧急生产调运90万顶帐篷和80万套篷布房材料，3个月内生产安装100万套活动板房，同时启动第二批再生产50万套的工作，实行对口支援，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灾区各级政府要统筹安排，搞好规划选址，制订分配使用方案。优先安排教学用房，尽快复课。同时，积极组织自救，通过投亲靠友，利用体育、文化、培训中心等公用设施，鼓励具备重建条件的受灾群众自建住房等多种渠道，因地制宜安置受灾群众。在继续应急供应方便食品、瓶装水的同时，抓紧向灾区组织调运粮食、食用油等生活物资。在3个月内向灾区困难群众每人每天发放1斤口粮和10元补助金。加快修复供水设施，修建小型应急集中供水系统，加强对城乡水源的水质监测、检验和防护，确保饮水安全。继续组织采购和捐赠，向灾区调运衣被。尽快恢复商业网点，搞活商品流通，维护市场和物价基本稳定。

（三）全面加强卫生防疫工作。把卫生防疫作为抗震救灾的重大任务摆在突出位置，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继续增派卫生防疫人员，加强山区和边远地区防疫工作，保证每个行政村有1━3名防疫技术人员和卫生监督员，实行医疗救治与卫生防疫相结合，积极做好卫生防疫、健康知识宣传普及等工作；抓紧防疫药品的组织生产和运输，保证防疫工作需要；及时切断污染源，加快死亡动物的处理，加强动物防疫免疫和防控鼠害工作，认真组织好建筑物废墟等消毒工作，及时清运生活垃圾；加强对饮用水监测和食品卫生监督检查；精心组织易感人群免疫接种工作，建立免疫屏障；加强疫情监测，实行疫情零报告制度，防止传染病流行蔓延。

（四）妥善做好遇难者善后处理工作。尽快做好遇难者遗体身份辨认和火化、埋葬工作，对因灾遇难人员家庭按每位遇难者5000元的标准发放抚慰金。做好灾区孤儿、孤老、孤残安置工作，确保基本生活，在3个月内为“三孤”人员每人每月提供600元基本生活费。

（五）严防次生灾害。加强地震监测预报，准确把握震区及全国震情变化，做好余震防范工作。严密防范由于降雨和余震引发的滑坡、泥石流、滚石造成人员伤亡，防范因水库、水电站、堤坝等垮塌而引起的水灾。重点做好唐家山等堰塞湖险情的处置，实行统一指挥，加强水位和堰体监测，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抓紧实施工程除险。认真排查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备、输油气管道、工业生产重点设施因灾造成的隐患，及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六）组织恢复生产。抓紧抢修灾毁基础设施，尽快全面恢复重灾区的交通、供电、供水，恢复乡镇和行政村的通信保障。灾区企业要自力更生、奋起自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恢复生产。要积极组织广大农民抢收、抢种，保障“三夏”农资供应，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七）保持灾区社会稳定。严密防范、严厉打击盗窃、抢劫、哄抢救灾物资及以赈灾募捐名义诈骗敛取不义之财、散布传播各种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等违法犯罪活动。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灾区群众特别是要走访遇难者家属，耐心细致地做好心理安抚、思想疏导工作。积极主动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及时发现和化解各种不稳定因素，维护好灾区社会秩序。

（八）做好灾后重建前期工作。成立灾后重建规划组，按照统筹规划、科学评估、分步实施的原则，在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现场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开展地质地理环境条件评估和建设项目选址工作，抓紧编制灾后重建总体规划，并着手编制重建的各专项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各项支持政策。要注意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科学价值的地震遗址，对损毁的公共建筑要进行鉴定。通过政府投入、对口支援、社会募集，多渠道筹集灾后重建资金。建立和完善对口支援机制，实行一省帮一重灾县，几省帮一重灾市（州），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

四、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抗震救灾各项措施的落实

（一）加强指挥协调。地方、部队及各方面救援力量要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加强军地协调，形成大力协同、密切合作的机制。受灾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发挥作用，建立健全强有力的市县乡村抗震救灾领导体制，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二）做好资金保障工作。通过政府投入、对口支援、社会募集、市场运作，多渠道筹集灾后重建资金。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安排250亿元用于当前抗震救灾的各项支出，并将根据需要增加投入。今年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重建基金，明后两年中央预算还要再作相应安排。地方政府也要及时调整年度财政预算，增加抗震救灾资金投入。继续鼓励社会捐赠，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和支持救灾工作。全国各地和灾区都要倡导节约，反对浪费，用好每一分钱。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的监管，提高救灾款物管理使用效益。救灾资金和物资的分配使用要公开透明，接受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和群众监督。

（三）做好宣传舆论工作。继续及时准确公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大力宣传中央关于抗震救灾的各项政策和决策部署，深入宣传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来的模范集体和先进人物，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发扬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友爱互助的精神，团结一心搞好抗震救灾。

（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抓紧健全灾区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带领广大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互帮互助、重建家园。广大共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靠前指挥，支持和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当前，抗震救灾仍处在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仍面临许多挑战，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也日渐临近。面对十分繁重和艰巨的任务，要按照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坚持两手抓，一手毫不松懈地抓抗震救灾工作，一手坚定不移地抓经济社会发展，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险阻，坚决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北京奥运会顺利举办。



　　浅议证据契约理论基础

（作者：许建添，华东政法学院）

　　证据契约[1]，由“证据”和“契约”二字组成，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对证据和契约早已司空见惯，而对证据契约则比较新鲜陌生。然而，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关于证据契约的研究由来已久并有不少立法采纳了证据契约制度，如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稍落后于德日等国，但成果不菲。相比之下，我国大陆学者的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却比较罕见，有的也是在讨论诉讼契约时论述一点点。[2]研究虽未成气候，但前辈们的相关见解皆具启发性，值得重视。本文即对证据契约的理论基础作些浅显讨论，以抛砖引玉。



一、证据契约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证据契约即为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就诉讼中的事实确定方法的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合意，包括在事实不能证明时的责任承担的合意，即包含举证责任契约。证据契约具有契约最本质的特征：首先，证据契约的订立人是平等的诉讼主体，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其次，订立证据契约是出于自愿，当事人有选择缔结或不缔结证据契约的自由。再次，当事人之间达成证据契约时往往出于理性和功利的考虑。最后，却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证据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一致的合意。但是，证据契约也不完全等同于私法上的契约，最明显的区别体现在私法契约的内容完全是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而证据契约的内容大多是民事主体对其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的自由处分和对程序性义务的自愿负担，这种处分和负担行为可能会对各民事主体之间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间接的影响。另一重要区别即在于证据契约产生的效果不同于私法上契约产生的效果，前者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后者产生私法上效果。



证据契约并非乌托邦，而有其理论基础：



（一）法理基础



契约的本质即合意，其得以存在的理论根基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证据契约作为“证据”和“契约”结合生成的词语，本身体现了私法精神对证据法的深远影响，同时也蕴涵了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法独特的价值，而证据法的“两栖性”亦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1.私法精神在民事诉讼领域的扩张。私权的救济有赖于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使，当事人将发生的纠纷诉诸法院，目的在于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其纠纷，保护其合法权益。此时，纠纷的解决过程可以被看作是由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因为一方面民事诉讼要依照民事诉讼程序法进行，另一方面法官必须依照民事实体法作出判决，缺少任何一面都会使民事诉讼陷入停滞。“民事诉讼从国家对公民来说，这是公法关系，但是，从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纠纷的内容来看，显然民事诉讼又具有私法性质的关系”。［3］因此，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必然会延伸到带有私法性质的民事诉讼法领域。当事人作为实体法的权利主体，既然可以在实体法领域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同样可以在民事诉讼领域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这一自由体现在证据法上，则应尽可能地树立尊重合意的观点，法官在对案件事实进行自由心证时，应当尊重当事人对证据处理和选择的合意，当事人有权就证据事项达成证据契约。可见，证据契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私法自治精神向民诉讼领域的延伸。

2.程序主体性原则之体现。近代以来，程序主体性原则已为各国所公认。毫无疑问，当事人是其实体权利的主体。当事人将纠纷交由法院解决，形成“三角”结构，法官代表国家权力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纠纷，但这并未改变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相反，实体上的主体地位转化成程序上的主体地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在程序上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依据程序主体性原理，在涉及当事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地位、责任或权利义务的审判程序中，应从程序上保障其有参与程序以影响裁判形成的程序主体权；而且，在裁判作成以前应保障其有能够适时、适式地提出资料、陈述意见或者进行辩论的机会；在未被赋予此项机会之情况下所收集的事实及证据，不得直接成为法院裁判的基础。[4]那么在程序设计上就应当充分考虑程序利用者??人的自主性、自觉性与选择性，赋予当事人广泛而充分的程序性权利，保证程序主体有充分地参与程序的机会。当事人作为一个自主的理性人，有权利也有能力在程序上作出选择，以满足其程序主体性之要求。而证据契约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契约的根源之一即选择，“没有选择，即使有了劳动的专业化和交换，对最简单的契约也没有意义。如果从契约的概念中去掉了选择，那么，世界上最好的契约当事人就不是人类，而是群居的昆虫，特别是蚂蚁了。”[5]当事人通过达成证据契约行使选择权参与程序，使其程序主体性得以充分体现。



3. 证据法的“两栖性”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不可否认，民事证据法由于涵括了法院调取证据、采信证据等一系列具有职权色彩的内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法性质。但事实上，民事证据法中关于当事人举证、质证、证据披露，自认等许多规则本身即带有强烈的私法色彩，并且，随着诉讼证据制度设计上当事人主义模式与职权主义模式的融合，当事人主义模式渐为人们所接受，使得这种“私法化”必将更为明显，因而以私法的理念和原则来约束当事人之间的证据法律关系亦为必要。此外，民事证据法虽被大多数人界定为程序法，但其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等许多内容不完全是程序法问题，而往往是在实体法即民法中作出规定，况且，民事证据并不完全用于诉讼和审判，它同时也用于指导和规范民事行为，确认和证明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保护民事权利和避免民事纠纷。我国亦有部分学者提出可将民事证据置于民法典中来规定。[6]因此，证据法的内容不全为公法，总有那么一部分公益色彩不那么浓厚的“任意规定”。当事人通过证据契约处分自己的“私”权利，即使违反了“任意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并不提出异议，就没有必要视为无效，因为这反而有利于诉讼程序的稳定与经济。



（二）诉讼模式基础



在民事诉讼领域，向来存在职权主义诉讼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争，由于两种模式之间的某些差异带有根本性，这就使得某些具体诉讼制度的存在与适用实际上成为诉讼模式选择的结果。证据契约也不例外，其制度的生存依赖于诉讼模式基础，那就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所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一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依赖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启动和推进民事诉讼程序，二是法院或法官裁判所依赖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主动收集证据。而当事人主义的核心和基调是辩论主义原则和处分原则。依照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辩论主义是指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诉讼资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否则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根据，即“当事者以什么样的事实作为请求的根据，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存在，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7]而处分原则作为当事人主义的另一重要表现，包括：一是诉讼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开始；二是当事人决定审理对象的内容和范围；三是诉讼可以基于当事人意思而终结。其中，“当事人对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的处分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重要内容。当事人对诉讼资料的处分表现在：当事人没有在特定阶段和场合（辩论过程中）提出来的案件事实，裁判者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8]这说明，在对诉讼资料的处分上，处分原则与辩论主义原则不谋而合。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集中体现了民事诉讼领域的意思自治；而证据契约作为反映私法自治精神的具体形式，也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因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必然肯定证据契约这一民事行为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证据契约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存在制度上的契合，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也正是证据契约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诉讼模式基础。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院有全面调查取证的权力，可以在辩论程序之外寻求定案的依据，辩论主义和处分原则对法院没有约束力，因此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讨论证据契约既缺乏法理依据，也没有实际意义。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9]这为证据契约制度在两大法系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证据契约的提法只存在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当事人间的证据“合意”，却不使用证据契约这一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