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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事财产保全案件的现状与特点

黄玉雪


　　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实现 自己的权益。从诉讼实践看，判决书到手却形同空文的事例屡见不鲜，在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判决书拍卖的怪现象，为了避免这种背离当事人诉讼目的的现象出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确保进行民事诉讼的实际效果，必须防范部分不良当事人恶意转移甚至损毁财产的诉讼欺诈行为，必须对弱势群体权益给予及时救助，必须对紧急情况作出快速反应。基于这种考虑，《民事诉讼法》设定了财产保全制度。财产保全是指人民法院在民商事案件作出判决前，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转移、隐匿、变卖财产或因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时，为了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得以顺利执行，或为了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的标的物所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财产保全分两种，一种是诉讼财产保全，一种是诉前财产保全。财产保全是人民法院维护当事人利益、促使当事人依法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措施。这种强制措施是在一定的期限内限制当事人对该项财产进行支配、处分，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债权人合法利益能够得到保障。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在诉讼中选择财产保全作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一种手段，财产保全也成为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结合近三年来财产保全工作实际，对保全工作的现状、困难等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财产保全适用现状及特点
　　2008年至2010年11月，北安市法院共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4662件，其中办理财产保全案件426件，保全率为5.28%。在财产保全案件中，诉前财产保全案件虽数量不多，但呈
年上升趋势。见下表


　　结合数据及调研情况分析,当前财产保全适用存在以下特点:
　　1、案件数量增幅明显，所占比例仍然偏低。从上表可以看出，北安市法院近三年来财产保全的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之势预测，但相对于民商事案件的办结总数而言，比例仍然是偏低的。
　　2、保全对象相对集中，新情况也有出现。从统计数据上看，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对象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银行存款、房地产或土地使用权、车辆等三类，其中因银行存款具有保全速度快、手续相对简单、实现权益快等优势而最受当事人青睐。2008年办理的129件保全案件中采取冻结银行存款措施的75件，2009年采取冻结存款措施103件，2010年1至11月采取冻结存款措施117件，三年来均占到69%以上；其次是查封车辆，三年占14%；第三是查封房产或土地使用权，占15%。上述三类占保全案件总数的88%，占据绝对主力地位。见下图


　　3、跨区域保全逐年增多，本辖区内仍是主流。从采取保全措施的区域看，三年来，绝大多数保全案件均在市内进行，也有部分需赴省外或市外进行保全，并且此类保全案件逐年增多， 统计发现，赴外保全的案件多集中在承揽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两类案件。
　　二、财产保全案件数量激增的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采取诉讼保全的案件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加大了民商事审判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分析保全案件数量激增的原因，金东法院认为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1、当事人诉讼风险意识增强。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法律意识及法制观念不断增强，对诉讼的认识加深，防范诉讼风险意识也日渐增强，大部分当事人在向法院起诉之前或同时，均会向法院提起财产保全的申请，以确保权益，防止赢得官司拿不到钱，判决书成为“一纸空文”。
　　2、各级法院财产保全力度加大。各级人民法院在落实“司法为民”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便民利民为民措施，加大了诉讼风险提示力度，进行财产保全提醒，配齐配强力量，规范保全操作规程，加大财产保全力度，提高财产保全效率，从而使当事人看到了财产保全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客观上促进了诉讼保全案件的上升。
　　3、当事人财产性收入增加。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增加，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财产性收入也一日高过一日，房产、证券、车辆等自有财产的增加，为实施诉讼保全提供了可能。
　　4、诚信人文环境缺失。由于我国尚未建立个人信用体系，诚信环境尚有缺失，逃债赖账行为还大量存在，导致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痼疾难消，从而使当事人在诉讼中总是尽最大努力穷尽各种可能的要求保全银行存款账户、房产、到期债权等可供执行的财产和权益，以保障其诉讼目的的实现。
　　5、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后，交警部门扣押事故车辆的时间受到限制，在事故原因、责任作出鉴定后即要放车，为了保障权益实现，受害方往往选择在交警部门放车前申请法院诉前保全。以金东法院为例，该院诉前保全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即属此情形，这也是导致诉前保全案件增多的重要原因。
　　三、应对财产保全案件数量激增的对策和建议
　　针对财产保全案件数量的不断上升以及保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1、积极构建社会诚信体系。财产保全案件数量的激增，其根源在于个人信用的缺失，在于社会诚信体系的不完善。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将个人的信用、负债情况等与个人的消费、生活、工作等一一挂钩，将个人信用情况置于有力、有效的监管之下，同时加强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严防不当泄露，如此才能对逃债赖账的不诚信行为起到限制作用，减少纠纷的成讼率。
　　2、探索建立财产保全协助网络。法院系统要加强与金融机构、房管、车管、土管等掌握财产信息部门的沟通与协调，探索建立各部门间信息共享、相互协作的工作机制。要积极督促金融管理部门尽快统一并规范内部协助法院保全的程序、标准和要求，减少不必要的环节，简化程序，尤其要规范金融机构间的协同功能，力求实现法院能在全国范围内无障碍冻结、查封账户。要进一步完善银行、车管等部门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升级改造使轮候查封能够有效输入电脑，实行电子化管理。争取有关有协助义务部门统一接待法院保全业务的机构，尽量为司法部门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协助服务。
　　3、规范并加强对财产保全申请的审查。对当事人财产保全的申请要加强审查，审查申请人是否有主体资格，申请财产保全的对象是否为诉讼中的被告或可能承担责任的第三人，审查保全的金额是否在诉请范围内，审查是否提供了合格的财产保全担保，最重要的是要审查申请人提供的财产信息是否准确，财产是否可控，对于动产的保全申请是否有明确的权属依据，从而作出相应的处理，减少司法资源浪费。
　　4、加大对消极协助、拒不协助行为的惩处力度。建议立法机关和最高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配套规定，对有协助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不配合、不协助或消极协助甚至阻挠保全的行为如通风报信致银行账户存款被转移以致保全落空的行为予以惩戒，在追究相应责任的同时，由所在单位内部给予处分，努力提高相关单位和个人依法办事、依法行事、尊重司法的意识，净化司法环境，减少暴力抗法、消极对法等不和谐因素。
　　5、优化保全力量配置。要整合审判力量资源，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努力克服人少案多的矛盾，达到人力配置的最优化，实现人力资源效果的最大化。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黄玉雪



本案80000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 ？

作者：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曾建莉


[案情]:2000年5月12日，张某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公司，因公司缺资金周转，张某便找到其亲戚张某，要求张某借80000元钱给自己，周某见张的公司年年赢利，便提出这80000元作入股资金，双方约定：不管张某公司是否亏损，周某每年可分得红利3000元。2001--2002年，张某按照双方约定每年分给周某红利3000元。2003年，因张某的公司亏损，张某未支付周某红利。2004年6月，周某找到张某要求其偿还入股资金80000元及拖欠的红利4500元，张某则以公司亏损为由要求周某共同承担亏损。为此，周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张某偿还投资款80000元及应得红利4500元。法院审理中查明，被告张某公司系一家由自然人出资成立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元，营业期限自2000年4月26日至2003年12月5日。从2000年3月被告公司提交的工商年检报告看，该公司成立以来，既无股东变更登记又无资本金变更登记，在公司章程“股东名称和姓名”条款中也无原告周某姓名。

[分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张某这80000元到底属股东出资，还是借款的问题上，合议庭存在以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此款应认定为借款。有限公司经营过程中吸收新的股东，增加注册资本金，法律是允许的，但必须依法操作，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如双方需有真实意思表示，公司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的修改，法定期限内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等。本案原告向被告交付80000元人民币属实，该款项虽然名为“投资款”，但究其性质，由于被告既未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未修改公司章程，更无工商部门变更登记，故此款应认定为借款。


第二种意见认为：此款应认定为投资款。因为张某与周某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明确约定：这80000元属于投资款，且在2001年和2002年张某给付了周某投资款的红利，双方都承认了这笔钱属于投资款。故此80000元应认定为投资款。

[评析]：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正确。理由如下： 当投资关系发生纠纷并诉诸法院时，当事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经常会故意混淆“投资”的性质：当公司赢利时，投资者希望将“投资”理解成股东出资，以便多获利；而当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或亏损时，投资者当然希望给公司提供的是借款，从而避免股东应承受的风险。笔者认为，在类似投资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某一主体对某公司的“投资”属于股东出资，还是借款性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否履行法定登记程序。投资者对公司出资，直接引起该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按照相关公司法律规定，增加注册资本是公司的大事，应当履行较为严格的表决程序及登记程序。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应由董事会制定增加注册资本的方案，然后提交股东会决议，并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增资款缴足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同时提交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如果被投资公司履行了上述法定程序，“投资”的性质当然就一目了然了。但在现实生活中，投资行为并不都操作规范，常常是口头协商的多，签署文件的少；事实行为的多，履行登记程序的少。因此，从尊重事实及公平的原则出发，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其他方面。（二）投资者与被投资公司的意思表示。 笔者认为，判定“投资”是何性质，双方的意思表示最为关键。因为从根源上讲，“投资”行为本身就是基于双方的自由意愿而形成的，一般在“投资”行为开始前，双方就会明确“投资”的形式。双方意思表示的方式很多，口头的商定虽然最直接，亦被广泛应用，但在诉讼过程中，口头意思表示由于无法固定，往往不能成其为证据，故主要核实的应为以下几个方面：（1）书面合同或协议。合同或协议是“投资”性质最直观的记录，因此也是最重要的证据。通过审查合同中“投资”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包括投资的形式、投资人的回报、投资人是否参与公司经营、投资款是否可收回等内容，我们可以探知“投资”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形成对“投资”性质的综合判断。（2）公司内部资料。如果当事人关于“投资”事项未签订书面合同，或合同内容及其简单不足以反映“投资”性质的，应当考察被投资公司的内部文件资料，包括股东会决议、股东会议纪要、董事会决议、董事会会议纪要、出资证明书等。这些文件是判定“投资”是否为股东出资的参考依据，因为当公司接受新股东出资时，内部领导层往往会首先形成意见，并以会议记录形式记载下来。（三）投资人是否行使股东权利。如果上述书面证据或不存在，或不足以证明“投资”的性质，不妨进一步考察投资人向公司交付资金后，与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投资人对公司行使股东的权利，如收取过红利，实际参与过公司的经营决策，则可认定为股东出资。综上，笔者认为，双方之间没有签订投资合同或其他合意性文件，根据笔者上述评析，“投资款”的称谓并不能判定“投资”是股东出资还是借款性质，公司亦未在接受投资之日起30日内到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故在没有其他证据可以印证的情况下，认定原告向被告提供的“投资”系出资入股，证据不足。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将本案中原告提供的“投资”按借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