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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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证据的审查及排除，是指侦查、检查、审判人员对所搜集的证据进行分析研究，运用真实的证据，正确认定案件的事实。证据的审查及排除是刑事诉讼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它贯穿于侦查、逮捕、起诉、审判的全过程。这项工作做的好，就能正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准确地惩罚犯罪，否则就可能放纵犯罪分子，或者是造成冤假错案，冤枉了好人。

　　根据证据事实形成的方法、表现形式、存在状况、提供方式的不同，可以把证据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这里重点研究刑事诉讼中实物证据的审查判断及排除。实物证据是指以物的外部形态或者物的内容所表达的意思来证明案件情况的证据。

　　实物证据之所以在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明活动中越来越受到尊宠，除了诉讼证明理念的改变之外，还离不开实物证据本身所具有的明显特点。（1）更强的客观性。无论是其中的物证还是书证在载体上都表现为有形的物质实体，均是以客观存在的实物形状、性能或者其记载、反映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与言词类证据相比，实物证据往往形成于案发之前或者案发过程中，不受案发后的主观意识所左右，因而具有更强的客观性。尤其就物证而言，其形成往往出于自然，更不会像言词证据那样随着提供者主观思想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且言词证据一般要靠实物证据来检验，通常情况下，言词证据要同实物证据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证明作用。就物证和书证的关系而言，在特定情况下，一种文书，如恐吓信、借条、保证书等，有时既能起到物证的证明作用，又能起到书证的证明作用。（2）长久的稳定性。由于实物证据的产生往往都在案发之前或案发过程中，案发后主要是如何对其收集或者固定的问题，所以它们是真正的原始证据。虽然它们因缺乏言语表达而通常被称为“哑巴证据”，但它们不会像言词证据那样随着人的主观思想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实物证据的证明作用一经确定，即具有稳定性，不易发生改变。实践中，有时在对所收集的物证进行鉴定时，可能出现不同的结论，但这是鉴定条件或者鉴定水平的问题，并不是物证本身发生了变化；有时对于书证所表达的意思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这也是如何探寻书证本意的问题，而不是书证本身的变化。（3）灭失的不可替代性。物证的证明价值通常都属于特定的物体和痕迹，书证的证明价值也往往蕴含于某一特定的载体之上，一旦将某一特定物证或者书证进行毁损或者致其灭失之后，就无法再予恢复，更不能以一个同类物或者相似物来取代。例如，从某一凶杀案件现场提取的致被害人死亡的带血匕首，在该案作案工具的认定上，则只有被提取的这把匕首本身具有证明价值，侦查人员不能用其他同类或者相似的匕首来代替被提取的这把匕首。再如从犯罪现场提取的被害人生前记录，其与犯罪人恩怨产生过程的笔记本亦是如此。明确实物证据不可替代性这个特征，就必须强调物证和书证的保全。任何收集在案的物证、书证，必须依照法律要求的方式和程序进行保管。正是实物证据的上述明显的证明特点，使得现代证据立法中，物证和书证往往都被置于特别重要的位置。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真确审查及排除证据，就是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对客观存在的证据事实和案件事实的正确反映，这点实物证据具有明显的证明优势。根据国际形势，刑事诉讼活动越来越向文明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以及人权保障力度的不断加大，特别是人们通过对一些由于过于依赖言词证据而最终导致案件错判的深刻教训的不断总结，使得实物证据的证明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偏爱。其在刑事审判中的证明优势也进一步得到发挥。

　　一、对实物证据的审查

　　（一）注意审查实物证据的客观真实性

　　影响实物证据客观真实性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人为伪造，伪造物证、书证可能出于对他人的栽赃陷害，也可能出于自己逃避法律责任；二是物证、书证可能因自然原因发生变化，如现场遗留的鞋印因风吹雨淋而变形，物品保管过程中因自然原因而损耗、变质等；三是物证、书证因提取、固定、保管不科学、不严谨而发生变化，如提取的血迹检材因保管不善而被污染、腐坏，物证、书证的复制件、复印件出现失真，不能反映原物、原件的外形、特征或者内容等。

　　（二）注意审查证据的来源

　　我国刑诉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物证、书证的收集方法有勘验、检查、搜查和扣押。至于通过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和被害人，向有关单位或者人员提取物证、书证的方法，其实质为上述物证、书证收集方法的延伸。即通过此类途径，获知一定信息，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物证、书证的收集。勘验，是指公安司法人员为收集证据，发现真实，对与犯罪有关或者与案件有关的现场进行的勘查、检验，进而发现、收集证据的方法。司法实践中，大量物证、书证都是通过勘验的方法获得的，如被害人的尸体、血迹、被告人遗留在现场的痕迹与物品等等。检查，是对与犯罪有关的个人的人身、物品进行查看、验证，进而收集物证、书证的方法。检查往往需要对他人人身权进行暂时剥夺或者限制，以获取相关证据或材料，如为获取被告人的有关信息而收集被告人的血液、指纹等等，就是属于以检查的方法获取的物证。

　　1．关于勘验、检查获取实物证据的审查。对以勘验、检查方法获取的实物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进行审查，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首先，审查勘验、检查是否及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94条第2款规定：“执行勘查的侦查人员在接到出勘现场的通知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案件发生后，由于现场具有时段性特征，使其极易遭受有意、无意的人为破坏，如围观群众进入现场，刮风下雨会将现场痕迹毁灭，尸体长期浸泡或者长时间裸露易导致腐败等，从而可能影响现场物证、书证的收集。其次，审查勘验、检查是否科学、细致、全面。对于重要现场特别是凶杀案件现场的勘验，一般应先进行方位及总体拍照、录像，然后再进行细目拍照、录像以固定现场的原貌，再由外及里地进行勘验和检查，以防止由于勘验、检查人员进入现场后，现场被破坏而无法恢复。对指纹、足（鞋）印、枪弹痕等需要借助其他手段收集的物证，其收集的手段是否科学、合理，采用的仪器、设备是否先进，都是法官必需审查的内容。上述和某某故意杀人案件中，就存在侦查机关应当对抛尸用的捷达车进行勘验、检查而未进行的明显缺陷。最后，审查勘验、检查是否真实。审查时，应看现场是否被人为破坏；如果存在人为破坏，是被告人伪造现场而进行的破坏，还是勘验、检查人员有意、无意的破坏。这对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具有重要意义。应特别注意审查勘验、检查时有无见证人员见证，如果有见证人员见证，还应当注意见证人员的身份等，以考究勘验、检查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2．关于搜查获取实物证据的审查。搜查是指侦查人员对有关人员或者场所进行的搜索检查。搜查必须依法进行。现行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112条规定，搜查时应向被搜查人员出示搜查证，紧急情况下，不用搜查证也可进行搜查。搜查时，应有被搜查人或者被搜查人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妇女的人身时，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审查通过搜查获取的物证、书证，就应当重点围绕以上内容进行。

　　3．关于扣押获取实物证据的审查。扣押物证、书证往往在勘验、检查或者搜查过程中同时进行，也可能在通过讯问、询问获取线索后而专门找相关单位或个人就有关物证或书证进行扣押。所以，必须对被扣押实物证据的来源和过程进行详细审查。

　　（三）注意审查实物证据的保管、鉴定过程

　　我们通常采用静态的眼光看待证据，尤其是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证据。实际上，物证、书证在收集、保管及鉴定过程中都有可能受到破坏或者改变。这既可能是自然因素所致，也可能是人为因素造成。就后者而言，在证据收集、保管及鉴定的过程中，接触证据的人员都可能无意或有意破坏或者改变证据。首先，侦查人员如果不熟悉特定物证、书证的收集、保管方法，就可能会污染特定的证据或者改变证据的外表形态。例如现场上的血迹证据，如果收集、保管的方法不当或者盛装血迹的器具不洁净，就可能会污染血迹。又如现场上的指纹证据，如果提取方法不当，就可能会导致指纹的纹理遭到改变甚至破坏。其次，证据在被保管的过程中可能因保管条件不善或者环境条件发生变化而改变。例如血迹、精斑等生物证据，需要单独使用专用的器具盛装，并且需要在特定的温度、湿度条件下保存。一些公安机关由于不具备相应的保管条件或者疏于保管，导致上述证据遭到破坏。最后，在将血迹、精斑等物证提交鉴定后，如果鉴定机构的管理不规范，检材保管条件不善，或者鉴定人员对证据进行鉴定的过程不合理，都可能会改变证据的外表形态或者内在属性，进而导致鉴定结论失真。

　　证据的动态变化给法官审查与认定证据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于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证据的审查，必须重视证据的动态变化。对于公诉机关而言，如果其在法庭上使用特定的物证、书证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就必须首先证明该物证、书证就是侦查人员从犯罪现场收集的物品、文件，并且证据尚处于和收集时相同（或大致相同）的状态。具体言之，自从在犯罪现场发现相关的物证、书证等证据之后，直至将该证据提交给法庭之前，与该证据相关的所有人员、地点与处理工作都必须记录在案。这种记录通常被称为“证据保管链条”。

　 （四）注意审查实物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

　　实物证据特别是物证本身没有思想，不会自己陈述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所以，收集物证、书证后，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其蕴含的案件事实进行识别，并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凶器上血迹是谁的，毒品为何种成分，书证的笔迹是谁所留等等。对物证、书证蕴含的案件事实进行识别，重要的工作就是鉴定和辨认，以确定物证、书证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及本身的真实性。许多物证、书证无需鉴定就能够基于物质属性、形态、内容等证明案件事实，如在被告人家中提取到被害人被盗抢的手机、手镯等，但对于现场遗留的血迹、指纹、毛发、体液等痕迹物证，由于涉及专门性问题，必须进行鉴定并得出鉴定意见后，才能证实其与案件的关联，进而作为证据使用。例如在杀人案件中，现场提取的刀子表面存在血迹，只有经过鉴定才能确定其究竟是被害人所留还是由他人所留。如果该血迹为被告人所留．就可以直接建立被告人与犯罪工具、犯罪现场之间的关联；如果该血迹为被害人所留，则通常无助于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其意义可能还不及刀子了。根据鉴定意见解决问题程度的不同，可以将鉴定意见分为同一认定意见和种属认定意见。相比之下，同一认定意见更加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因此在实践中更受青睐。目前，我国各地公安机关均已具备了进行DNA鉴定、指纹鉴定、笔迹鉴定等同一认定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对于现场提取的具备同一认定条件的血迹、毛发、指纹等痕迹物证，以及相关书证，如果具备鉴定条件，就应当及时连同被告人、被害人含有DNA的样本、指纹样本以及相关的文书样本一起送交鉴定，进而得出明确的同一与否的鉴定意见。如果仅仅针对提取的血迹、毛发、指纹等物证以及相关书证作出种属认定意见，因该类意见不具有独特性，故其证明力非常有限，不能独立地证明特定的案件情况。因此，对现场遗留的与犯罪有关的具备检验鉴定条件的血迹、指纹、毛发、体液等生物物证、痕迹、物品，应当重点审查是否通过DNA鉴定、指纹鉴定等鉴定方式与被告人或者被害人的相应生物检材、生物特征、物品等作同一认定。

　　（五）注意审查实物证据是否全面收集

　　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全面收集证据，充分挖掘证据的证明价值，是刑事诉讼特别是侦查工作的基本要求。只有全面收集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的各种证据，并对证据进行科学分析，才能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确保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同时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侦查人员应当通过勘验、检查、搜查等活动，客观、全面地收集与案件事实可能有关联的血迹、指纹、足迹、文件等实物证据；同时，对具备检验条件尤其是同一认定条件的关键性物证、书证，还应当进行鉴定，从而确定物证、书证与案件事实的关联，并通过物证、书证的鉴定结论锁定犯罪嫌疑人或者排除犯罪嫌疑人，进而实现证据证明价值的最大化。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当认真审查侦查、起诉机关是否将相关实物证据全面收集到案，对于一些有线索表明确实存在但未能收集到案的证据，是何种原因未能收集，是否还有补充收集的可能，与其他证据存在哪些联系等问题，都应进行审查和判断。需要侦查、起诉机关补充的，必须要求其进行补充，不能按要求补充的，依法作出裁判。前述和某某故意杀人案件中，侦查机关对于已收集的重要物证保管不善而丢失，应当收集的和某某作案时所穿的衬衣、皮鞋未能收集，应当勘查的抛尸用的捷达车未能进行勘查。后经补查亦只补充到捷达车的照片。故依法不能核准，只能将案件发回重审。

　　二、关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为了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除了增加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外，还专门增加5个条文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规定。从条文内容上看，不仅明确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和排除原则，还对排除程序、证明责任、证据标准等问题均作了规定，使得争论已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式成为了法律规定的内容，对于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应该说，证据本身并无合法与非法之分，所谓“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收集或取得的证据，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非法证据包括主体不合法的证据、形式不合法的证据、程序不合法的证据和方法手段不合法的证据四类。狭义的非法证据则仅指最后一类，是从取证手段的非法性上来界定的。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所使用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等表述看，本次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主要是针对取证方法、手段而言的．属狭义非法证据范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一规定与2010年“两院三部”共同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将两个文件一起简称“两个证据规定”）确立的原则是一致的。即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实行绝对排除，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实行裁量排除。之所以要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设立不同的排除标准，是因为两类证据的可替代性以及以非法手段收集对于公民宪法权利的侵害程度大不相同。当然，从理想状态来说，对于所有非法证据都予以排除最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但人所共知，这是极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即便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最早国家之一的美国，也存在多种排除的例外情形。为平衡好准确打击犯罪和有效保障人权的关系，保障法官最大限度地占有全案证据资料，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刑事诉讼修正案》区分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的不同情况，在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即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实行绝对排除的同时，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允许由侦查机关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这样规定既符合证据本身的特点，也兼顾了实体价值与程序价值的平衡。正如有学者在论及《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时指出：“我们在坚守人权保障的同时，也要兼顾实体真实的发现与人权保障的要求，在这方面，《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该规定所采用的就是权衡原则。应当说该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是相对较为彻底的，而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的则是裁量排除的做法。将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区别对待，目的就是为了平衡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取向。”

　　（作者单位：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1级经济法研究生 戚莹

内容提要：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作为国际银行监管的新标准将对我国银行业和监管当局产生重大影响，新协议确立的“三大支柱”对我国的银行风险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尽快了解和掌握“三大支柱”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三大支柱 风险监管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协议对发达国家已越来越不适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粗线条的新资本协议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详细的新协议草案，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对新协议草案提出许多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研究，终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计划于2003年第四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以便各国于2006年底实施新协议。在2003年至2006年间，银行和监管当局将根据新协议的各项标准，建立和调整各项体系和程序。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经验加强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我国需要切实更新监管理念强化资本监管。本文拟通过对新资本协议的介绍从法律角度来初步探讨其对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风险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工作的进程。在近十几年中，随着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推出相关标准，资本与风险紧密联系的原则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原则之一。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新资本协议。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
新协议在第一支柱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1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一些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根据标准法的要求，银行将采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权利。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类似的，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备选择。
2、第二支柱——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委员会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最低资本规定和市场纪律的重要补充。具体包括：（1）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原则一：银行应具备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评估总量资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原则二：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情况及其战略，以及银行监测和确保满足监管资本比率的能力。若对最终结果不满足，监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原则三：监管当局应希望银行的资本高于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并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原则四：监管当局应争取及早干预从而避免银行的资本低于抵御风险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资本得不到保护或恢复，则需迅速采取补救措施。（2）监管当局检查各项最低标准的遵守情况。银行要披露计算信用及操作风险最低资本的内部方法的特点。作为监管当局检查内容之一，监管当局必须确保上述条件自始至终得以满足。委员会认为，对最低标准和资格条件的检查是第二支柱下监管检查的有机组成部分。（3）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其它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的透明度以及对换银行帐薄利率风险的处理。
3、第三支柱——市场纪律
委员会强调，市场纪律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潜在作用。新协议在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内容。监管当局应评价银行的披露体系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新协议还将披露划分为核心披露与补充披露。委员会建议，复杂的国际活跃银行要全面公开披露核心及补充信息。关于披露频率，委员会认为最好每半年一次，对于过时失去意义的披露信息，如风险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经常披露信息的银行要公开解释其政策。委员会鼓励利用电子等手段提供的机会，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第一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问题。第一支柱提出的风险计算量方法中标准法最简单。但是标准法的实施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每个信用评级机构都有尽量提高评级对象信用等级的内在冲动，毕竟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聘请评级机构，支付评级费用，但是这种扭曲评级结果的冲动，通常会因为评级机构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场及投资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敛，毕竟投资者会间接推动客户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然而，这种非市场化的监管需求推动的评级却可能会加大客户对信用评级结束果进行随意挑拣的冲动，降低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威望的重要性。为了限制这种对评级结果进行随意挑拣的行为，监管当局应该在使用评级结果时，确保信用评级机构仍然会将自己的市场威望视若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监管当局应该全面考虑对特定评级对象的各类评级结果，当评级结果不一致时，应当对最低结果给予更多的重视。
（2）监管方式转变问题。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监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监管当局有能力评估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这要求监管者对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和合理与否有明确的判断。如果监管机构不能给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创造空间，就会阻碍银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不利于本国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被使用，可能导致在一定范围内风险失控。内部评价法的运用实质上是银行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监管方式由“静态”合规性监管向“动态”审慎性监管转变。过去，银行监管局限于资产负债情况，监测由其反映的风险水平，衡量资本充足率和各类资产负债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标准，实质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现在，监管领域的发展转向了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等。这种基于风险的审慎监管关注的是银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风险及其管理能力。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让病人把药拿回家去吃。新协议通过从标准法，初级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这一循序渐进的资本计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鼓励银行不断改进和完善风险管理系统，从而能更精确地度量风险。相应的，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应从原来的单一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上来。
2、第二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引入第二支柱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实施也向监管当局提出了一些挑战。首先，改进监管程序的紧迫性尤为明显，在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计算之所以不真实，就是由于监管法规不可靠和公共部门有意宽容。众所周知，银行管理部门对银行面临的风险最了解，并对管理风险负最终责任。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并不是要取代银行管理部门的判断和经验，更不是要把保持资本充足的责任转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监管部门应在程序上下功夫通过程序正义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持银行业整体的稳定，而不是某家银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自主权扩大，相应有必要提高对监管部门自身的约束要求，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监管不是万能的，监管当局与一般市场主体（银行）一样，具有内在的利益冲动。随着监管当局的权力增加，其“设租”动力也在相应增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为防止监管当局滥用其监管权力，监管当局应采取措施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应从外部加强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3、第三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有效的市场纪律需要可靠而及时的信息，以使其交易对手进行完善的风险评估。新协议将信息披露作为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一个内在要求，代表了国际金融业和国际监管的新的发展方向。详言之，信息披露对强化监管的作用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作用于风险行为产生的根源体现了委托人对内部信息要求的意志和权力，削弱了代理人的信息优势，使监管者处于更有利地位；对风险行为的控制不应只注重行为本身，强调信息披露的约束机制比管制可能更有效。（2）信息披露有利于打开银行内部“黑匣”，披露制度的存在对代理人起到威慑作用，使其衡量到风险行为的成本过大而放弃冒险。惩罚不是约束的目的，更多的信息披露构成对代理人的警示作用更符合约束的本质要求，使监管从事后性快向事前性转变，最终达到尽可能减少风险的目的。（3）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约束机制实施的前提和基础。约束机制总是由一定的信息触动之后产生反应，信息披露的质量制约各种约束制度的有效性。（4）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约束手段，可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赋予经营者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操作权限，这符合金融业灵活、迅速的经营特色，保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据优势。（5）由信息披露所构成的社会公共舆论监督是有效监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有助于减少监管中的道德风险。强调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适当构造也必然能够构造公众监督机制，监管者的行为将受到关注，不符合监管宗旨的行为将得到纠正。从而可以降低监管组织的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2
三、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现在监管理念是风险查处占上风，为什么大家都说人民银行是消除队，是警察？主要是因为人民银行在查处风险。在风险查处理念下始终走不出防范风险、查处风险、处置风险的怪圈，现在要转移到风险监管上来。首要改变的是观念，要向风险评价转变，分析评价商业银行自身的控险能力、化险能力、排险能力，对商业银行的健全性、系统的安全性等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风险隐患和管理漏洞，并责令其组织实施和改正。在风险评价的理念下，监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现，就不会疲于奔命，干些建台帐，跟踪检查等工作。监管当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对银行运行的整个系统进行评价，看整个系统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2、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银行业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都很低。我国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两呆”的贷款分类法，贷款五级分类才刚刚试行，而对十国集团国家一些大银行的调查表明银行内部评级法中仅是营运贷款就平均分为10级。我国短期内仍需采用标准法，但我国缺乏外部评级机构，而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另一方面，数年之后，众多国际大银行纷纷采用内部评级法，若我国跟不上，将在国际竞争中咱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国应从现在起就着手开发内部评级法，建立风险内部评级体系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起点和基础。目前，信用模型尚不成熟，普遍适用的内部评级标准尚未建立，我国监管当局应指导商业银行在考虑自身的资本状况、经营规模、风险程度等因素的情形下建立各自的评价体系，尽可能使其能全面，灵敏地揭示和控制风险。监管当局也可根据本国普遍情况提出一个示范模型，但重点应放在对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模型进行有效的评估和指引。
3、由于会计信息不完备，真实性有待提高等因素，我国银行业在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料深入分析银行的风险状况。目前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法规律规范体现在各项法律规章制度中如《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商业银行法》、《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公开发行证券公司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等，上述法律规范除了证监会编报规则第2号处，其他法律规范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都是原则性的，没有具体要求。因此，我们应在信息披露的标准、内容、方式、手段等方面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把对信息披露的监管纳入到监管当局日常的监管程序之中，对不能遵守的银行，应根据不披露的性质、影响的时间长短做出反应，轻则对银行进行建议、批评，重则罚款、停业整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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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晓枫：《对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载《国际金融研究》2002、4。
8、刘瑛：《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资本监管的法律完善》，载《法学杂志》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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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塞尔委员会在新协议中将操作风险定义为由不完善或失效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