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申报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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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署 公安部 等


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

1988年11月5日，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国家工商局、文化部、轻工业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印刷行业的管理，发展印刷业，保护合法经营，制止非法印刷活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专营或兼营排版、制版、印刷、装订、复印、影印、油印、誊写、打印等印刷业务（以下统称印刷业务）的单位（以下统称印刷企业），均按本办法管理。
私营印刷企业亦应按本办法办理。
第三条 开办印刷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生产场所，厂房建筑要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消防安全规定。
（二）具有与登记的经营项目相适应的资金、设备和技术人员。
（三）负责人具有所在地常住户口。
（四）制定有关安全保卫制度，并由专人负责执行。
第四条 开办印刷企业，应按下列程序办理审批、登记手续：
（一）经主管部门或所属街道办事处、所属乡政府审查批准。
（二）经所在地省、市、县级新闻出版局、文化局、轻工（厅）局审查批准。
（三）经所在地公安机关审查同意。
（四）持上述批准同意文件，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经核准，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筹建或开业。
未经审批、核准登记注册的，一律不准开展印刷业务。
承印图书、报刊的印刷企业，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核准，发给图书、报刊印刷许可证。没有图书、报刊印刷许可证的印刷企业，不得印刷图书、报刊。
已开业的印刷企业，必须在本办法发布后3个月内补办有关手续，违者为非法营业，予以取缔。
印刷企业变更主要登记事项、歇业、转业、合并、分立或迁移，须经原审批机关审批并向原办理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
第五条 各单位内部印刷厂、所，应到所在地新闻出版（或文化管理）部门、轻工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向公安机关备案，不得对外经营。凡需对外经营者，须按本办法第四条规定办理。
第六条 印刷企业必须建立承印、登记、制作、检验、监印、监销、保管、取货各项管理制度。
承印的印刷品，必须指定专人详细登记委印单位名称、地址、经手人姓名、印刷内容、数量及交货日期等，以备查验。
第七条 印刷企业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法律和规定，禁止承接反动、迷信、淫秽印刷品及其他非法出版物的印刷业务。不得进行非法印刷活动。发现下列非法活动时，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一）印制或委托印制反动、淫秽、迷信印刷品和非法出版物；
（二）伪造和仿造布告、证明身份的各种证件和机关文件等；
（三）非法印制机关、团体、军队和企事业单位的信笺、信封、介绍信等。

第二章 图书、报刊的印刷管理
第八条 领有图书、报刊印刷许可证的印刷企业承印图书、报刊，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承印出版单位发行的出版物（包括年历、年画、台历等），出版单位须出具正式发排单、付印单。
（二）承印各报刊社、杂志社（编辑部）的报纸、期刊，委印单位应出示报纸、期刊登记证。
（三）承印非出版单位委印的印刷品，委印单位须出具其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和所在地市、县（含县）以上新闻出版（或文化管理）部门核发的准印证（准印证由省一级新闻出版局统一印制）。
（四）承印外省市出版单位的出版物、非出版单位的印刷品，除委印单位出具本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证件外，还须出示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的准印证。
（五）印刷企业必须按规定在出版物上刊印图书的标准书号或报刊登记证号，以及本企业的真实名称和地址。
（六）印刷企业对出版单位委印的出版物或非出版单位经过批准委印的内部资料、教材等不得擅自加印和销售。更不得自编、自印、自行征订、自办发行、自行销售。
（七）印刷企业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出版单位委印出版物的纸型及印版底片租借、转让任何单位或个人复制、印刷。

第三章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品的印刷管理
第九条 印刷企业印刷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品，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承印带有广告宣传内容的印刷品，委印单位须出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或广告经营许可证。
（二）承印商标的，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印制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三）包装装潢印刷企业承印画册、产品样本、说明书、挂历等印刷品，须经当地轻工主管部门登记，领取生产许可证后方可生产。
（四）印刷各种密级文件，张贴的布告、通告，重大活动工作证、通行证，社会上流通使用的票证，委印单位须出具其主管部门的证明，到承印单位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理准印手续，到指定的单位印制。
（五）凡被指定可以印刷本条第（四）项所列文件和专用证件的印刷企业，须严格按下列办法办理：
1．参加密件排版、印刷、装订的人员，由企业负责人审定，各工序派专人负责管理，必要时委印单位可派人监印。
2．印件的原稿、校样、成品、半成品、印版、纸型、底片等，须有严格的登记手续和交接制度。如发现短缺，应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并组织查找。印刷完毕，将成品连同原稿、校样、半成品、废品和印版、纸型、底片等全部清点交委印单位，印刷企业不得擅自留存。
3．印刷企业要经常向职工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对参加密件印刷的人员，加强保密纪律教育，防止泄密。
（六）承印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内部使用的有价无价票证、有单位名称的信纸信封、介绍信、工作证、会员证、出入证、发票、任命状、袖章、胸章等专用印件，均须本单位出具委印证明。印刷企业对上述印件一般不得留样本、样张，如确因业务参考需留样本、样张时，应征得委印单位同意，并在印件上加盖“样本”、“样张”戳记，并妥为保管，防止丢失或外流。
（七）凡承印名片，均须委印者出具证件：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须出具所属单位介绍信；个体工商户，须出具营业执照。
（八）宗教用品的印刷，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批准，公安机关备案，并由指定印刷企业承印。
（九）印刷企业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得从事刻制印章业务。
（十）除公安机关指定的印刷企业可以出售铅字外，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出售铅字业务，购买铅字的单位，须持写明所需字体、字号、数量及其用途的介绍信。

第四章 对印刷企业的管理与监督
第十条 各级各类印刷企业除由其上级主管部门管理外，在业务上要接受所在地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新闻出版（或文化管理）部门、轻工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十一条 各地新闻出版（或文化管理）部门、轻工部门除要设立管理印刷企业的专职干部外，可单独或联合聘请一批离退休干部，担任兼职的印刷行业检查员或巡视员，按本办法对印刷企业进行监督。对聘请的检查员或巡视员，须发给相应的证件。

第五章 奖惩办法
第十二条 对遵纪守法、经营思想端正、自觉抵制非法印刷活动的印刷企业，应予表扬；凡能遵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进行报告、检举，因而查获违法、犯罪案件或破获违法、犯罪案件者，应给予奖励。
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新闻出版（或文化管理）部门、轻工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根据情节轻重分别或同时给予警告、没收全部非法收入、罚款、停业整顿、收缴图书报刊印刷许可证、直至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人员，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公安机关对违反本办法第四、五、七、九条有关规定的，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警告、停业整顿的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应送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新闻出版署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可根据国家对本地区的特殊政策和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的实施细则。


目前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中存在问题初探

杨飞


自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被高检院列入七项公诉改革内容以来，各地检察机关改革的积极性很高，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2003年，“两高”、司法部又联合出台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若干意见（试行）》（下称《意见》），表明了高层对这一改革举措的充分肯定，但是从运行实际情况看，该项改革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 定位模糊
首先应明确，无论是称普通程序简化（简易）审，还是称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方式其实质含义并无二致。目前对简化审有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间的一种新型审判模式1；一种观点认为只不过是一种刑事案件法庭审理方式或技巧而已2。显然后者更趋保守，两种不同的定位决定了各地探索改革方法时在能不能破法、在多大程度“破法”上做法差异巨大，由此引发的争议也很大。如果将简化审作为探索新的刑事案件审判方式来对待，则似乎应当允许个别地区有选择的制定不同于普通程序的规则。自《意见》发布后，其用意显然比较谨慎，虽然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但是目前实行简化审大范围突破刑事诉讼法的现象应该终止，认真地贯彻适用该《意见》。因为凭借各自理解一哄而上五花八门的改革措施确实存在着破坏法制统一，自行造法的弊端。基层司法机关不能超越法律借此为自己减压解负。
推行简化审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如何将其溶于目前的法律环境？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庭审的规定已经十分粗疏，这就为简化改革提供了一个“宜减则减、宜繁则繁”的法律空间，简化可以理解为法中本来应有之意。之所以简化，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庭审中存在着人为的不科学和复杂化做法，故改革的对象不是法条，而是在条文允许的空间改革长期以来刑事审判由不规范带来的积弊。在简化改革中决不能为简化而简化，不能伤及现有的刑事诉讼法条文，某种程度上讲，简化改革中甚至不是规定可以不做什么，而是规定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简化审应该视为刑事案件一审普通程序的科学化操作改革。认为简化审是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间新的庭审方式是不准确的。改革不应该与刑事诉讼法有任何冲突，其重点是对庭审中原有的不必要的烦琐、混乱做法进行科学规范，目标应放在建立科学高效的一系列庭审调查、辩论规则，所以不是一味“简化”，而是着眼于“优化”。
二、 追求效果单一
推行简化审的初衷是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缩短诉讼周期。大部分的基层法院在论及推行简化审的效果时都讲到此举明显效果是大大缩短了庭审时间，从而缓解了法院的案件压力、提高了诉讼效率。但是决定诉讼效率的显然不只是庭审效率，完整的庭审时间与目前大量繁杂的庭外诉讼时间相比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案件的庭审时间由一天减为2-3小时，可以说对整个诉讼时限影响甚微。达到这个目的决不意味着大功告成。因此，提高诉讼效率的着眼点应放在整个诉讼环节。目前缩短庭审时间后并未达到缩短审理期限的现象大量存在，可以讲，缩短审限的预期目标大半是落空了。况且，在目前将简化的目光盯在刑事诉讼最关键的庭审环节大加删减，实为不智之举，与刑事诉讼中突出庭审作用的方向是相悖的，将越发加重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病。所谓缓解法院压力，究其实是缓解了法院开庭的压力。我国的普通程序本来就比几乎所有法制发达国家更为简单和粗疏。这种视开庭为压力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司法人员不习惯于规范化庭审，不愿受庭审规则约束的随意化心态。开庭不重视，庭前庭后看案卷，此种做法与新刑事诉讼法初步确立的法官居中裁决的方向背离。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简易化审理以缓解法院压力而不是以满足当事人的程序正义为出发点时，效率的价值就可能覆盖和损害简易化审理应当具有的价值和功能3。
三．操作规范繁杂而不实用
大部分地区制定的“操作规程”（包括《意见》）其实都对庭审中如何具体减化拿不出多少办法，而对于如何保证简化规定的更少。反而在庭前附加了大量不必要的前置程序，如检法双方讯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询问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提前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法官对起诉书的阐明等。一些地方为此又自创了一批法律文书。在适用范围上，大多数既规定适用条件，又规定了排除适用条件、中途变更事由等，比之普通程序还要复杂和难以掌握。这种烦琐的范围规定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否能切实为被告人所理解并充分运用，是一个问题。实质上成了法院检察院掌握内部文件。而且，多数操作规则中的外围性规定和实质性规定在法理、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即使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满足了规定中的其他条件，如配套措施跟不上，案件能否顺理成章的按照后面设计好的措施自然而然简化下来？能否达到庭审效果焦点突出、效率提高？都值得怀疑。这说明该规定的内容太少，不该规定和限制的内容太多。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否适用简化审理，主要的提起主体应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检察官法官根本无须过多审查。被告人同意了，案件自然简化，想复杂也因庭审无对抗性复杂不起来。
总而言之，许多基层司法机关的操作方案存在着主次内容比例失调、实质规定缺乏的弊端，操作方法上随意化很大。即使是庭上简化规定，也对于举证质证、辩论规则、法官认证标准和参与主动调查的程度等规范不够，对防止重复举证，控辩双方隐瞒证据、证据突袭，举证重点不突出等缺乏应对办法。不能不说是条文结构不合理，指导意义并不大。
四、无谓的法律冲突
如前所述，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本已十分简单，简化的对象无必要也无依据集中在法条上。即使要改，应在如何增加创新意义的措施上做文章。但目前庭审中存在着公诉人不讯问、辩护人不发问、合议庭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移到庭前开庭后省略、只辨量刑、控方组合出证、庭前法官阅卷、对被告人实行程序性的从轻处罚等，与现行法律是冲突的。既无依据，有些规定又对提高效率作用不大，完全可以不省略。如对被告人适用程序性的从轻处罚，已经明显带有交易的性质。而“被告人认罪”仅对辨诉交易有意义，按惯例应由控方根据需要向法官提出，不能由法院给予一律从轻。有人认为，一旦被告人对从轻处罚期望过高，判决后失望，提出二审，重新展开对抗，则效果不好。再如控方组合出证，在无庭前证据开示的情况下，肯定限制了辩护权，使辩方丧失获得对己有利证据的机会。即使我国实行证据开示，但被告人并不参与开示，因此综合出证也必然限制其辩护权，举证时应该给被告人以认可的机会。4官庭前阅卷更是违反“中立”的职业规范。
对目前适用简化审理的案件，如果非要减少环节，倒不如明确规定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人、鉴定人可不出庭，允许辩护人庭前到控方阅卷，法官适当尊重控辩双方达成的证据合意等。既可避免目前一味强调“证人出庭”而无法实现的尴尬局面，利于建立合理的证人证言采用规则，也符合繁简分流，简单案件允许实行起诉便宜主义的方向。
五．职权主义明显，配套措施不够
简化审推行初期，一些地方出台规范时存在着检法各自为政，独家定规则的现象。在大部分检法共同出台的规定中，都很少考虑被告人、律师方的意见，《意见》出台后，加入了司法行政部门的意见，十分及时。但是其中内容仍对律师方权利涉及甚少，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所以该项改革在实践中律师普遍反映冷淡，认为限制了辩护权。可以预计短期内这种现象不会改变。对于我国目前律师刑事辩护业务萎缩后大量无辩护人的被告人而言，被动地位更明显。毕竟庭审是刑事诉讼的重心，不通盘考虑各方立场，就不能实现庭审的应有作用。对于辩护人，庭审是体现其作用的关键，不给其任何权利，只让其“配合”审判简化（一定意义上限制其庭上发挥），也是不公平的。目前之所以律师抵制的声音小，一方面是无律师被告人多，一方面确实存在着律师迫于形势、被动接受的现象。
漠视被告人、辩护方的权益是简化审改革中职权主义色彩仍然浓厚的表现。但是，法院一方面想摆脱案件积压的羁绊，一方面又放不下长期形成的职权主义审判习惯，不能容忍或不信任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在庭前过滤加工。突出表现在庭前要求控方移送全部案卷，或主持控辩双方的证据交换等，本身就有矛盾。这也是当前简化庭审中“简化而不优化”，法官庭审压力减少工作量并未减少的原因所在。应该看到，检察院适用简化审时主动与法院配合过多，客观上放弃了一部分检察职责，使法官的思路与控方合拍，达到有利于控方的目的，也难辞其咎。从各国的法律规定看，简化程序的运转多以检方直接参与为条件和前提，法官在审判中尽管拥有一定司法审查权，但仍处于受监督地位，以确保控审分离。
简化审的配套措施中，完善审前程序最必须。现行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和效率，这是建立以当事人为主导的审前准备程序的现实基础。5一是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将简单案件的大部分庭前操作交由控辩双方去完成，既可大大减轻法院的压力，又可调动控辩双方主动适用简化审的积极性，必然使庭审焦点突出、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法官居中”地位的逐步确立。让控辩双方提前开示证据比法官提前阅卷无疑效果好的多。二是切实落实对无辩护人被告人指定律师和搞好法律援助工作。这都需要司法行政部门的支持配合。另外，在证据开示中，一般不应由法官主持，按照发达国家的惯例，法官主持证据开示需由非审判法官进行，6而这一点我们目前根本办不到，故法官主持证据开示很有可能形成“庭前开小庭”的现象，回到先定后审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