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银行资金营运计划管理试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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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日实行的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为该编第四章，以专章内容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问题首次作出明确规定。因该规定较为原则，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均系在法律规定框架下摸索进行。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弥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规定的空白，其程序的司法化也是防卫社会、对暴力型精神病人以人文关怀和权利保障双重价值的彰显。现有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规范了刑事强制医疗的申请、审查、决定、解除和监督环节，明确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提请主体、决定主体、参与主体、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但是，基于其规定的原则性，以及尚无相关司法解释的现状，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必然存在着适用模糊的问题，如整个审理程序的法律文书格式，包括送达、询问、庭审等程序；庭审是否公开进行；诉讼过程中产生的鉴定费用、证人出庭等支出解决；强制医疗机构的监管问题，包括是否盈利为目的，精神病人其他疾病的治疗问题，能否公正对待解除医疗问题；在审理阶段，精神状态再次鉴定是否是所有强制医疗案件必经程序，等等，亟须细化规定。

概言之，应着重关注以下因素：

首先，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类特别程序很大程度上应遵从一般刑事案件诉讼原则。将强制医疗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进行规定是有其合理性的。从其规定来看，强制医疗程序是在一般刑事诉讼程序中在特定条件下启动的，即达到犯罪程度的危害社会行为已经发生，只是构成犯罪要件的主体条件有所不同，如果行为主体因精神疾病无刑事责任能力，且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的，要终止一般刑事诉讼程序，而启动强制医疗的特殊程序，所以，以侦查机关为例，其侦查活动的内容覆盖了一般刑事诉讼程序的所有层面，其特殊程序的原则总体上应符合一般刑事诉讼原则。从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出台背景看，将原来单纯的行政决定进化为司法审查程序，也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公平公正、保障人权，这也是契合于刑事诉讼理念和原则的。

其次，刑法与刑诉法就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与精神卫生法的规定之间具有相互衔接、递进关系，对精神卫生法的解读以及对其立法意旨的探寻对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具有指引作用。

最后，我国法律的制定虽然是以我国国情为基准的，但是强制医疗程序作为新生事物，在国外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及我国台湾、澳门等地区的相关规定已相对成熟，其追求的中心价值也是趋同的，故适当运用比较方法在法律规定框架内予以借鉴和参考亦是可行的。

具体分析，审理强制医疗案件需要遵循下述原则：

第一，被申请人人权保障与被害人保护、社会防卫相并重原则。刑法本身就是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大宪章，对于精神障碍患者而言，其行为虽然具有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但因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对其而言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犯罪人，对其审理的程序更应处处体现人道主义的人文关怀，对人权予以充分保障。精神卫生法第四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人权保障主要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充分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在送达、询问、审理过程中，告知其所享有的权利，并在复议、执行程序中，充分保障其救济权的行使。笔者认为，有学者提到强制医疗程序构成要件时，常用“武疯子”来称呼精神障碍行为人有欠妥当，该称谓既缺乏对精神障碍患者最起码的尊重，也不是规范的法律术语，不宜继续使用。另一方面，法院作为司法审查者，在权限范围内应重点审查医疗机构的行为是否侵犯被申请人合法权利，包括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机构及强制医疗执行机构两个阶段。从另一角度出发，强制医疗程序之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以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予以启动，并强行剥夺与限制被申请人的人身权利，也是出于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予以救济，并预防其再次危害社会。

第二，不公开审理原则。精神卫生法第四条中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姓名、肖像、住址、工作单位、病历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信息予以保密；但是，依法履行职责需要公开的除外。

第三，鉴定人出庭原则。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涉及法学与精神病学两个学科的专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精神病学本身的结论对强制医疗的最终决定起着关键的作用。法官通常不具备精神病学的专门知识，而其在审查行为人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与是否具有潜在社会危害性时，往往首先要审查相关精神病鉴定意见是否成立。在此过程中，有必要请鉴定人直接出庭接受法庭询问。在已经作出决定的案例中，法院通常都邀请有医学知识的人作为审判员或者陪审员参与到合议庭中，或者给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机构的医生作询问笔录，邀请鉴定人出庭。从国外成熟立法经验看，鉴定人出庭是通常的立法选择。

第四，必要性原则。精神卫生法中规定了两个自愿原则，也是为学界和公众所充分肯定的进步，即医学检查自愿原则、住院治疗自愿原则。第二十七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第三十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以上的原则性规定充分保障了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以往广受诟病的“被精神病”情况的发生，也是对行政权力滥用的有效限制。新刑诉法关于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规定，符合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障碍患者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这三方面条件的，“可以”而不是“必须”予以强制医疗；刑法第十八条也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所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是防御社会的不得已的最后救治手段，适用须审慎！

第五，被动审查原则。按照刑事诉讼职能配置原理，法院在一般刑事诉讼程序中担任审判职能，即对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犯罪事实进行裁判，不告则不理。强制医疗程序的设立实质上是由原来的行政决定职能转为中立第三方进行的司法审查，所以，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只能就被申请人是否需要强制医疗进行审查。

第六，民事诉讼另行提起告诉原则。强制医疗案件审理过程中，虽然行为人因精神障碍不具备犯罪主体资格，但是其危害行为给被害人及社会造成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必然存在民事赔偿的处理问题。笔者认为，民事诉讼应另行提起告诉。首先，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是以刑事案件撤销为前提的，没有了刑事犯罪，自然不宜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次，强制医疗程序的审限较短，也不适宜同时处理民事赔偿事宜。再次，民事案件适用法律法规也有所不同。仅就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而言，法律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而精神障碍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下，被害人应依照相关民事法律要求侵权赔偿，可申请精神抚慰金的赔偿。

第七，专门文书适用原则。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注意到，强制医疗程序所涉的法律文书均具有特殊性，几乎都无法照搬普通刑事诉讼程序文书。对于文书的送达，权利的交代，询问的方式都应该根据案件情况量身订制。从案件的审理直至卷宗的装订都必须要注意这个问题。


（作者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车辆生产商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从一起产品质量纠纷案看产品质量是否合格的判断标准

马二斌


一、案情简介

　　2009年7月2日，李某从销售商处购买一部农用三轮汽车跑运输，购车不久就发现该车脚刹车时有时无、制动不灵，于是多次打电话找销售商反映情况，销售商告知其要加装“滴水器”降温。2009年9月16日即事发前一天晚上，李某自行安装了后轮的滴水管，连接的皮管和水龙头因未购买当晚也就未安装上。次日上午，李某驾驶该车在运输过程中，在下坡时发生了单方交通事故，李某被摔到路面上，该车侧翻到公路边李某因抢救无效死亡。事后，李某的亲属作为原告将生产厂家起诉到法院，认为该车无车门车窗，产品说明书中没有刹车制动总泵中制动液过低会有何风险的说明，这些都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明确要求的，由此认为该车不合格，要求生产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法院对该车有无质量问题及有无因果关系等方面进行鉴定。安徽某鉴定机构经鉴定认为，李某自行安装的给制动部件喷水降温的装置位置不当，制动总泵储油罐内制动液低于最低标线、制动踏板自由行程过大导致该车的制动效能降低，从而导致该起事故的发生。也就是说，该鉴定机构只是从因果关系方面给出结论，但对质量是否合格未下定论。审理过程中，生产商家坚持认为车辆质量无问题，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车是合格产品。

二、车辆质量是否合格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车辆质量是否合格，当然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和鉴定结论来确定，可是本案中，该车鉴定报告并没有直接给出车辆是否合格的认定结论，只有有无因果关系的认定。因此笔者认为该案首先应该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来作为判断是否合格的依据，因为法律是一种规则，是一种判断人们行为是否符合规范的标准，其次应依据鉴定报告判别是否合格及有无因果关系，原因是鉴定结论是认定产品是否合格的直接证据。

　　首先从法律层面上看。笔者这里所称的法律当然是指专门法即《产品质量法》。该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㈠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㈢符合在产品或者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本案中李某所购车辆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李某所购车辆不符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有关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1、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国家标准《农用运输车安全技术条件》（GB18320-2001）第七章第四条规定，产品使用说明书是交付产品的组成部分，必须与农用运输车一起提供给用户。使用说明书中必须有提醒操作者的安全注意事项。由此规定可知，产品与说明书是配套一起使用的，生产商必须在产品说明书中明示安全注意事项，这是法定义务，违背此规定，就是产品存在瑕疵。本案中生产商提供的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既没有明示操作者制动总泵中制动液的最低标线的位置，也没有警示操作者低于最低标线会导致什么后果，这是其一；其二，国家标准第四章危险一览表，在有关危险表1中序号为4.1.9明确列明与机械有关的滑倒、倾倒、跌倒、危险。生产商在产品说明书的《安全守则》中，只有“行驶时车锁应锁止，严禁车门未关闭时行驶”的警示，并无危险后果的警示，更主要的是，既然国家标准对车门车窗有安全要求，那么该产品就应当有车门和车窗，这是安全的前提，没有车门车窗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其三，国家标准第5章安全要求和措施，在第一条第一款中规定，农用运输车的设计、制造应保证车辆安全运行。在按制造厂产品说明书正常操作和维护时没有不合理危险。本案中生产商除了上述车门车窗危险未作说明外，在设计制造时居然没有车门车窗，显然该产品是不符合该条要求的。

2、不符合行业标准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JB/T7236-2001）》(下称行业标准)第5.2.3不合格分类一款规定，被检项目不符合第3章规定要求的均称为不合格（缺陷），按其对产品质量特性影响的重要程度分为A类不合格、B类不合格和C类不合格，各项目名称见表4。A类项目不合格称A类不合格，其余类推。该条表4中，明确说明车门和车窗安全要求（序号为A7）和使用说明书安全注意事项等要求（A49）不符合就是A类不合格。由此规定可知，李某所购车辆无车门和车窗，使用说明书中安全注意事项未作相应警示说明，显然该车就是A类不合格产品。

　　由以上标准规定可知，李某所购车辆不符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当然是不合格产品。
　　其次从鉴定报告层面上看。如果鉴定报告明确车辆是否合格，当然应依此证据作为判断是否合格的标准。本案中鉴定报告虽然仅仅给出事故发生的三个原因（见案情简介），但也间接说明了该车存在的缺陷。该鉴定认为，制动总泵制动液低于最低标线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既然制动液低于标线时会发生交通事故，既然有这项危险存在，那么生产商就应当按照上述标准的要求，在使用说明书明确警示操作者注意，就应当在储油罐上和说明书中标明最低标准的位置，以便操作者正常操作和维护，但是生产商并未尽到此项义务，并未在产品说明书中加以说明。这样操作者按产品说明书操作和维护保养时，必然存在本案中的不合理危险，发生交通事故是迟早的事。同样，制动踏板自由行程怎么调整，能否增加滴水降温装置，这么做了会有什么后果，生产商的产品说明书均未说明和警示。由此可以看出，该鉴定报告认为的事故发生的三个原因，是由于生产商生产的产品没有车门车窗，存在设计或制造上的缺陷，对存在的不合理的风险在产品说明书中又未明确说明，警示用户注意，因此，责任很明显在生产厂家。

三、车辆生产商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身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见第四十六条）。由以上分析可知，生产商生产的产品没有车门车窗，存在设计或制造上的缺陷，在其提供的产品说明书中，没有按照有关标准的要求，说明操作调整方法 和存在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安全隐患，应当依照该行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作者所在单位：安徽皖岳律师事务所 主要作品有《安徽律师》2003年、2004年发表的《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