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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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6〕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劳动保障工作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6〕15号，以下简称15号文件）精神，完善高技能人才评价体系，进一步做好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新时期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一）高技能人才评价是指对具有高级技能水平以上的技能人才的考核和职业资格的评定，它既是职业技能鉴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环节。新时期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职业能力建设为核心，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进一步完善政策，健全制度，规范程序，强化管理，形成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为高技能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目标任务是，全面落实15号文件的政策措施，着力构建制度完善、评价科学、基础健全、质量可靠的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新机制和新体系，并带动整体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实现新发展；到“十一五”期末，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25％以上，其中高级技工数量增加700万，技师和高级技师数量增加190万，并带动中、初级技能劳动者队伍梯次发展。
（三）高技能人才评价要进一步突破年龄、资历、身份和比例限制，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对劳动者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水平进行考核和评价。对符合国家职业标准规定条件的后备高技能人才，应及时提供技能鉴定服务；对在岗工作多年并具有相应技能水平和实践经验的在职职工，要普遍开展技能评价认定；对在职业技能竞赛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技能人才，可按规定直接晋升职业资格或优先组织参加技师考评；对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等有意愿参加考核鉴定的其他各类人才，要同等提供评价服务。
二、积极探索多元评价机制，拓宽高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四）逐步完善社会化职业技能鉴定。在全社会大力推进200个左右从业人员多、技术要求高的职业（工种）的技师、高级技师评价工作，建立标准题库齐全配套、组织实施规范有序、培养评价使用相互联动的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机制。各地要结合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加快建立城市中心鉴定平台，开展技师、高级技师示范性鉴定活动，为高技能人才成长提供公共评价服务。
（五）推进企业高技能人才评价改革试点。要依据国家职业标准，确定符合企业生产实际的能力考核和业绩评定内容，结合生产服务过程对企业高技能人才进行评价。对于在企业生产一线掌握高超技能，业绩突出的劳动者，经所在单位认可，可在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资历条件基础上，破格或越级参加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对于职业技能鉴定试点企业开展的高技能人才考核评价，要按规定派遣质量督导人员进行现场质量督导。
（六）加强对职业院校学生的职业资格认证工作。开发与后备高技能人才评价要求相适应的课程标准，进一步规范技工院校等职业院校培养目标和办学要求。依托教学质量高、基础条件好的技工院校开展预备技师试点，大力强化校企合作，建立职业院校和企业分阶段培养和考核的工作机制，探索规模化培养企业急需新技师的方法和途径。取得预备技师证明的学员在企业相应职业岗位工作满两年后，经所在单位认可，可申报参加技师考评。
（七）探索高技能人才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方式。结合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并公布一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专项职业能力的考核规范，选择部分地区进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试点。大力发掘高技能人才掌握的绝招绝技，探索进行专项能力认证。对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中从业人员较多的职业，经我部批准，可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完善职业功能模块，分阶段进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为高技能人才参加技能评价创造便利条件。
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证高技能人才评价质量
（八）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防止高技能人才考评不正之风。要通过报纸、网络等多种方式，公开发布高技能人才评价的申报条件、考评时间及场所、组织实施流程。要公平对待申请参加评价的劳动者，严格执行国家职业标准和有关规定，严肃考场纪律，规范考评行为，杜绝弄虚作假、考场作弊和违规评判等不正之风。要保证高技能人才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的公正，认真调查了解群众举报的质量问题，秉公处理。各地各部门要设立高技能人才评价质量监督专线举报电话，在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职业培训机构、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鉴定所（站）的显著位置公布，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九）加强对鉴定所（站）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强化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质量管理。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职业技能鉴定所（站）的管理，重点对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指导督促承担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鉴定所（站）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质量保证责任制，规范鉴定申报、资格审查和鉴定组织实施、基础档案管理工作流程，分期分批开展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要在职业技能鉴定所（站）质量普查的基础上，培育一批管理运行规范的高技能人才评价鉴定所（站）。根据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高技能人才评价质量督导制度，并抓好落实。
（十）对高技能人才评价主要环节进行重点监控和重点治理。实行技师以上等级鉴定计划上报制度，各地各部门要制定年度高技能人才评价计划，并报我部备案，我部将选择部分地区和行业进行抽查，对高技能人才评价结果进行评估。要设立重点监控点，强化对技师鉴定现场的督导检查。要抓住高技能人才评价容易产生质量问题的环节进行重点治理，社会化鉴定要重点整治考培不分、考场作弊、考务管理不严等问题，企业职业技能鉴定要重点规范工作程序、加强督导，避免无序操作，院校职业资格认证要重点强化依据国家职业标准进行实际操作技能考核。
四、不断加强高技能人才评价基础建设
（十一）加快编制和修订技师、高级技师国家职业标准。加快国家职业标准开发工作，设置技师、高级技师申报条件，确定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要求，满足高技能人才评价工作需求。规范国家职业标准制定管理工作，由我部或我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组织制定国家职业标准，并发布实施。
（十二）加强技师考评题库（卷库）开发。与国家职业标准同步，加快开发技师、高级技师考评题库或卷库，进一步扩大国家题库的职业覆盖面。各地各部门在开展鉴定时，凡国家题库中已有的职业（工种），应从国家题库中抽取试题。建立和完善国家题库命题质量反馈系统，及时修正命题质量问题。
（十三）加强高级考评人员、质量督导人员、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四支队伍建设。加强考评人员和质量督导人员队伍专业化建设，建立定期培训、资格管理和诚信档案制度，保证评价质量。建立具备较高素质、专业覆盖面广、结构合理的职业分类和职业技能鉴定专家队伍，加强高技能人才评价基础工作开发。加强依法行政教育和专业培训，提高管理人员队伍素质。加强高技能人才评价的科学研究。
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关于执行《保险兼业代理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废止)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执行《保险兼业代理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0年9月25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监发[2000]189号
现将执行《保险兼业代理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办法》第十七条按以下口径掌握：保险兼业代理人只能分别为一家财险公司和一家寿险公司代理保险业务，但不得同时代理两家财险公司或两家寿险公司的业务。
二、《办法》第十四条中的“保险代理关系申报电脑数据盘”和第八条中的“保险兼业代理人资格申报电脑数据盘”由同一电脑申报程序生成。
三、去年核准通过的保险兼业代理关系暂时维持现状。各地保监办应根据《办法》的要求，对本辖区内保险兼业代理关系进行调整。并于2001年10月1日前调整到位。具体办法由各地保监办制定。
《办法》中其他条款自《办法》发布之日起实施。
安乐死的立法历程及其合法化探究
石化东
内容提要：安乐死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界。长期以来，安乐死的合法性被世界各国所怀疑，尽管民间作了大量的努力，但成果不大。不过，安乐死的合法化作为一种价值选择的趋势，已逐渐为各国人们所接受。本文通过对安乐死的国内外立法历程、合法性争论和安乐死合法化的精神探源等几个方面的分析和论证后，认为我国应确立安乐死，但实行的时机并不成熟，尚需缓行，更要有严格限制。
关键词：安乐死 立法历程 合法化 精神探源 构想
安乐死（Euthanasia⑵）一语源自于希腊语“美丽的死”，又称安乐术，或称怜杀⑴（Mercy killing）。他意指对于死期迫在眼前而有难忍的、剧烈的身体痛苦而又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应其真挚而恳切的要求，为了使其摆脱痛苦而采取人道的方法让其安然死去的行为。根据一般的安乐死分类方法，安乐死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还可以分为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和无法知悉本人意愿的安乐死（如病人为婴儿或植物人等）。积极安乐死是指采用积极的措施去结束垂危病人弥留在痛苦之中的生命，具体做法是给病人注射毒剂或给服毒性药品等。消极安乐死是指停止对垂危病人的治疗措施，停止对病人的营养支持，尤其是指停止使用现代医学设备和手段抢救病人，让病人自行死亡，这种做法往往被认为更不人道。通常所讲的安乐死，主要指积极安乐死。
一、 国内外安乐死立法进程研究
1905年，由弗朗西斯·培根首创，英语中才有enthanasia这个词用以指代“安乐死”，但是，安乐死的观念和实践却历史悠久。在古斯巴达，人们即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而留下安乐死的纪录。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纵观各国安乐死立法的历程，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30年后，英国于1936年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且于同年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要求人们签署一份申请书，申请者必须超出21周岁，患有伴随性严重疼痛的不可治疗的致命疾病。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证明人在场，递交由卫生部任命的“安乐死审查人”审查。该年美国也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由于有披着“合法杀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众的纷纷反对。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这使安乐死笼罩上恐怖的阴影，阻碍了安乐死的蓬勃发展。1939年至1976年美英等国均提出过安乐死法案，但均未获通过。直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⑶（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规定“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是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会议宣称要尊重人的“尊严的死”的权利。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的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于1995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但于半年后被废止。2001年荷兰上下两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为了避免滥用安乐死，造成非正常的死亡，法案本身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首先，病人必须是成人，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自愿，而且必须是病人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坚定不移的决定；其次，病人必须在无法忍受病痛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安乐死；再次，病人所患疾病必须要经过两名医生的诊断，慎重的确定安乐死的方式。”⑷于是荷兰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安乐死运动在一国已彻底取得了胜利。最近，荷兰邻国比利时已开始制定有关允许实施“安乐死”的法律草案，西班牙也正在酝酿就此问题立法。
早在1987年，中国法学界、医学界和哲学界就开始了对安乐死问题的讨论（缘由是陕西汉中市的一家医院为一位女性肝硬化病人实施积极安乐死）.,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安乐死作太多的法律规定，只是仍将安乐死视为非法剥夺人的生存权利。在我国，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只有两种：一是由司法人员依法执行死刑；二是在符合正当防卫条件下的自卫杀人。但消极安乐死在我国被国人在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上所接受，并默许这种行为。虽然现在我国法学界、医学界的有关人士也在主张为积极安乐死立法，详细解释执行条件和步骤，但又因为安乐死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复杂，一时尚不能如愿地阐明。
二、安乐死基本理念之争
自安乐死出现始，其合法与否等问题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理论上存在否认和赞成两种倾向。
否认安乐死的观点认为：人的生命具有绝对价值，“生命尊重之理念，是人类从事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现代社会伦理、典章制度，都是以此理念维系的。任何人都无权通过任何方式以任何理由来剥夺他人的生命。具体理由如下：（1）如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则给他人的生命带来一种危机感，应和了“楔子理论”（“楔子理论”是台湾刑法理论界提出来的。他是指承认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引发非任意安乐死、杀人或大量虐杀的后遗症。），安乐死难避作为他人实施杀人工具的嫌疑，是违法行为合法化的外衣。（2）虽然现代科技有日新月异的发展，但医疗事故仍频频出现，医疗误诊也难以避免，这给安乐死对象（即病人是否身患绝症、是否临近死期）的确定造成了困难。如果承认安乐死，则有无端损害生命的隐患存在。（3）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永远根治不了的疾病，现在的不治之症，将来就可能被根治。而且，凡有顽症而避之，不符合科学的精神，不利于医学的发展。（4）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基本职责。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其尽力去挽救人的生命，而不允许他们实施相反的行为。
而赞成者认为人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在人实际上丧失继续生存的可能性时，结束其生命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应。理由如下：（1）人只要在不危及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结束自己的“残生”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它有利于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安乐死是患有不治之症、临近死期、受尽痛苦的病人到达“生命彼岸”的优势性工具。（2）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体现了对人的生命权（包括生存权和死亡权）的尊重。（3）救死扶伤虽为医德之要求，但当人们迫于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压力而竭力挽救一个痛苦难忍、无恢复之希望而自愿求死的人，实无多大的现实意义，这种做法丧失了相当的社会效益，必然会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浪费，引致资源劣化配置，违背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原则。（4）建立一套科学的安乐死制度，做好肯定与否定的对象界定，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即对安乐死行为予以褒扬，对故意杀人等犯罪予以严厉打击，有利于善良人性的张扬，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纵观两派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主要围绕在生命神圣、至上观，个人独立价值观，同情论，本人同意论，关于医学新突破，危险先例论和功利观等方面，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详细介绍。
否定说片面宣扬安乐死的消极影响，抹煞了它的正面作用，忽视了社会的动态特征。而肯定说则过于强调安乐死的积极效应，看不到安乐死本身所固有的负面影响。对待安乐死应持既肯定又否定的扬弃态度，实行有保留的承认。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精神探源
尽管已有几个国家已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认可了安乐死的事实，但反对的呼声仍是主流。在荷兰刚刚通过安乐死法案之后不久，俄、德、瑞典等国立即做出反应，表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而且在荷兰也发生过数起假借安乐死进行谋杀的案例。笔者认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存在其独特的道德伦理基础、文化根底和精神渊源。
伦理是指处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应当遵循的道理和规则，是一种社会规范，它是对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在当今社会，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的外延不断扩大，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纳入到了伦理道德的整个评价标准体系。可以说：凡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的，不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不道德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价值是积极的，纯粹意义上的，所谓的道德也是善的，因为“不是任何道德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反映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只具有伪价值。只有推动社会进步的道德，才具有真正的价值。”⑸“安乐死的实行首先是为了病人着想的，是为了生还无望已成为定向即将死去的人，而不是为还将活下去的人。一个健康、神志清醒的人，有选择死亡的自由，为什么一个身患绝症不能治愈的病人，就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呢？这不公平。应该让身患绝症的病人有选择的自由，这是人的权利。”⑹基于这种思考，尊重人的趋死的合理选择，也就是维护人权。
实施安乐死存在坚实的道德基础。安乐死不是一个人在情绪冲击下的茫然行为，而是一个关涉道德、有充分理由的他灭性行为。死亡是一种必然，生存已失去了意义。严重的病情本身就是他怀疑生活意义的充分理由，病人选择安乐死，有效的维护了一种无价的价值。
在研究安乐死的合法形式时，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入“亚文化”和“主文化”两个概念.任何一国都存在“主文化”和“亚文化”，他们周延的代表了所有国民的价值观念。一个人亦或一些人的价值观念要么属于主文化，要么属于亚文化，不可能存在第三种倾向。因为社会大多数人总会产生一些共同的利益要求，沉淀成共同的善恶判断标准，从而造成在价值观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文化群，基于主文化群的价值观念就会形成要求社会所有人必须接受的法律规范。而属于亚文化的价值观念相对于主流价值观念只能算是异类，它必须附和于主文化。据调查，上海对200位老人进行安乐死调查，赞成率为73%；北京市的500例问卷，赞成的有399人，占79.8%；河北职工医学院对保定市4001名工人、农民、干部和医务工作者进行调查，赞成安乐死的占61.59%⑺。
另外，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化，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身患绝症、临近死期的患者，受到无比痛苦得折磨时，他真是生不如死，对于他实际上已失去了生活的原本意义，享受生活的真谛也无从谈起。这正好为安乐死的存在提供了精神支持。
四、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及结语
安乐死是一个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当代社会，为制定政策和立法之目的，审视安乐死必须立足伦理，要围绕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等来看待问题。讨论安乐死的最佳情景是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保障和公民的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从伦理上来讲，绝对禁止或全面开放安乐死均不可取，我国社会目前不具备讨论安乐死的理想条件，从立法上来讲，我们仍需创造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严格规范安乐死使用的对象范围、主体范围、实施条件、申请程序、审查程序、操作程序，和明确擅自实行安乐死的刑事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安乐死职责的刑事责任，并明确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
其中以安乐死为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实施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根据现代医学和技术断定已身患不治之症，并死期又迫在眼前的病患者；（2）实施安乐死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或消除病人的痛苦；（3）病人忍受的肉体痛苦，达到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4）病人意思清楚并能表达自己的意识，必须有其本人真挚的嘱托和承诺，且该嘱托和承诺是在事前或行为当时作出。在病人无法表达时，近亲属及其他人不得代为请求，医生也不得主动实施；（5）除安乐死外，无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减轻或消除痛苦；（6）应由医生实施，其他人无权实施，且实施安乐死必须有三名医生研究同意，在经主治医生批准；（7）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必须合乎伦理而且被认为是妥当的。
注释:
（1）怜杀是美国刑法界对安乐死的别称.参见储怀植著:《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2）参见David S.Oderberg,Applied Ethics(Oxford: Blackwell Pulishers Ltd )（2000），p48。
（3）该法案又称为《死亡权利法》，其允许个人在一项文件上签署，表明于死亡迫在眼前的情况下，可授权医生采取停止延续生命的措施。
（4）引自《环球时报》2001年4月17日第17版。
（5）李连科著：《价值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2月版，第246页。
（6）（7）欧阳涛：“安乐死的现状与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