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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1 15:13:05  浏览:8232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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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






各银监局,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最近,因客户对个人理财产品(计划)投诉而引发的商业银行声誉风险和法律风险不断加大,理财资金投资对象逐步扩大和理财产品结构复杂化导致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策略风险也呈现上升的态势。现就各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所面临的声誉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策略风险等风险加以提示,并提出以下要求:




一、理财产品(计划)的名称应恰当反映产品属性,避免使用带有诱惑性、误导性和承诺性的称谓。商业银行在为理财产品(计划)(尤其是非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计划))命名时,应避免使用蕴含潜在风险或易引发争议的模糊性语言。




二、理财产品(计划)的设计应强调合理性。商业银行应按照审慎经营原则,设计符合整体经营策略的理财产品(计划)。应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工作,细分客户群,针对不同目标客户群体的特点,设计相应的理财产品(计划)。同时,理财产品(计划)的设计应尊重和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特别是知晓理财产品(计划)风险特征的权益。




三、理财产品(计划)的风险揭示应充分、清晰和准确。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的所有可能影响客户投资决策的材料以及对客户投资情况的评估和分析等,都应按照《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包含相应的风险揭示内容,并以通俗的语言和适当的举例对各种风险进行解释。




四、高度重视理财营销过程中的合规性管理。商业银行应禁止理财业务人员将理财产品(计划)当作一般储蓄产品,进行大众化推销;禁止理财业务人员误导客户购买与其风险认知和承受能力不相符合的理财产品(计划);严肃处理利用有意隐瞒或歪曲理财产品(计划)重要风险信息等欺骗手段销售理财产品(计划)的业务人员。商业银行应对现有理财产品的广告或宣传材料的内容、形式和发布渠道进行一次全面的合规性审核,并将审核和整改结果报告监管机构。




五、严格进行客户评估,妥善保管理财业务相关记录。商业银行在开展理财业务时,应按照“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对客户的财务状况、风险认知和承受能力等进行充分了解和评估,并按照《办法》要求,将有关评估意见告知客户,双方签字确认。同时,商业银行还应定期跟踪和了解原有客户评估状况的变化情况,妥善保存有关客户评估和顾问服务的记录,及时纠正或停止对不恰当的客户进行的产品销售或推销行为。




六、加强对理财业务市场风险的管理。商业银行应在对理财产品(计划)的市场变化做出科学合理预测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资金成本和收益测算,并据此明确产品(计划)的期限及产品(计划)期限内有关市场风险的监测和管控措施,严格按照“成本可算、风险可控”的原则设计开发产品。商业银行不得销售无市场分析预测、无产品(计划)期限、无风险管控预案的理财产品(计划)。




七、采取有效方式及时告知客户重要信息。商业银行在与客户签订合同时,应明确约定与客户联络和信息传递的方式,明确相关信息的披露方式,以及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各方的责任,避免使客户因未及时获知信息而错过资金使用和再投资的机会。




八、妥善处理客户投诉,减少投诉事件的发生。商业银行应设置并向客户告知理财业务的投诉电话,指定专门的人员或部门及时处理客户投诉。同时,商业银行应建立客户投诉的登记、统计制度,对客户投诉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对于客户投诉较多的理财业务环节和理财产品(计划),商业银行应制定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加以改正。




九、严格理财业务人员的管理。商业银行应按照《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的要求,建立健全个人理财业务人员资格考核、继续培训、跟踪评价等管理制度。对于频繁被客户投诉、投诉事实经查实的理财业务人员,应将其调离理财业务岗位,情节严重的应予以纪律处分。




十、努力提升综合竞争力,避免理财业务的不公平竞争。商业银行应大力提高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能力,以富有特色的产品(计划)、个性化服务和差别化营销,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杜绝利用搭配销售和捆绑销售进行高息揽存等不公平竞争。




十一、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理财业务,亦应遵照本风险提示中的各项要求执行。











二○○六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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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应践行行政公益诉讼

杨涛


我国司法界多位官员和学者指出,我国15年前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其制度安排难以完全适应今天的现实需要,迫切需要进一步加以修改与完善。其中,拓宽原告资格,增加行政公益诉讼也成了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中国青年报》4月5日)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公共利益受到违法的行政作为或不作为情形下,提起的行政诉讼。在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下,公民和社会团体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面临着法律上原告资格的障碍。依照我国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而在违法行政行为侵犯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或没有特定的受害人只是公共利益时,一般公民和社会团体就没有原告的资格。
然而,现实却呼唤行政公益诉讼。2000年10月,浙江省台州市著名画家严正学就状告台州市椒江区文体局纵容支持歌舞厅、夜总会在小学校门口经营,并为色情表演提供场地。法院就以严正学与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驳回其的诉讼请求。现实的需要与法律的规定凸显矛盾。
在这种情形下,笔者认为,在法律还没有修改以前,检察机关应当首先践行行政公益诉讼,为法律的修改摸索道路。首先,从理论上讲,检察机关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理人,那么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应当被认为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其次,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所以说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说,尽管法律上对于行政公益诉讼没有具体规定,但检察机关担当行政公益诉讼不存在理论和法律上的障碍,至少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反而,由检察机关先行担当行政公益诉讼有利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进行社会的文明进步,并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建立打下扎实的基础。
在世界各国,行政公益诉讼都是一种正式的行政诉讼制度。在英国,检察总长代表国王,有权阻止一切违法行为,代表公共利益可以主动请求对行政行为实施司法审查,还可以在私人没有起诉资格时帮助私人申请司法审查,即检察长是原告,公民列为告发人。在德国也有类似的规定,域外的成功经验可以作为我们推行这项制度的借鉴。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不仅要期待立法机关更多地征求民意,尽快修改法律,增加行政公益诉讼这一行政诉讼类型。我们也期待司法机关在法无明文规定亦不禁止时,在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前提下,多做一些有益的摸索和改革,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的问题上应当身体力行,为制度的建立添砖加瓦。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邮编:341000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


危险的“突审”

毛立新

  反思佘祥林、聂树斌、胥敬祥冤案,刑讯逼供固然罪当其首,而孕育刑讯的“突审”,亦需引起我们的关注。佘祥林曾受 “10天11夜”高强度“突审”,聂树斌经历了“一个星期的突审”,而胥敬祥则被折磨“三天三夜”,最终均以被迫供述有罪而告终。这些案件中,“突审”成了制造冤假错案的帮凶,
  考察“突审”一词,既不见诸法典,也不见诸辞典,而是侦查实务部门对“突击审讯”的简称。在侦查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或称“讯问”),是侦查机关的法定职权,也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必要手段。但在“审讯”之上,又加上“突击”二字,则使情况发生变化,“突击”之下的“审讯”成了一项极具危险性的侦查活动。
  根据实务部门的通常理解,所谓“突审”之“突”,在于强调“突然性”、“突击性”和“突破性”。“突然性”,是指在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后,马不停蹄,迅速及时开展讯问;“突击性”,是指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组织攻坚,打一场“歼灭战”;“突破性”,意在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达到获取有罪供述之目的。
  先说“突然性”。从侦查讯问学的角度看,在犯罪嫌疑人刚被抓获,心神未定,心理防线尚不牢固,这时组织开展审讯,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而且,拘捕之后及时讯问,也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在拘留、逮捕后24小时内必须进行讯问的要求。因而,强调审讯的“突然性”,可以说既符合审讯规律,也符合法律规定,无可厚非。
  再说“突击性”。在特定情形下,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本属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比如,美国中情局在“911”之后,曾从全国抽调90名审讯专家,对抓获的恐怖分子开展突击审讯。但在我国侦查实践中,由于立法上缺乏对讯问规则的详细规定,侦查人员又缺少娴熟的审讯技能,致使这种“突击”衍生诸多问题。如,审讯时间无节制,出现了旷日持久的“车轮战”“疲劳战”;审讯手段无限制,刑讯逼供、变相体罚、诱供、指供纷纷登场;审讯地点无限制,看守所之外的“地下室”“小黑屋”成了讯问场所。在佘祥林、聂树斌、胥敬祥冤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不舍昼夜的“突审”,以及相伴而生的刑讯逼供、诱供、指供所导致的可怕恶果。
  最后是“突破性”。审讯之目的,本来是双重的,一是查明案情,揭露犯罪;二是排除嫌疑,保护无辜。但在“突审”中,往往是忽略了后者,而只剩下对有罪供述的片面追求。原因何在?是因为 “突审”之前,侦查人员多已形成有罪确信。在有罪推定思想指导下,通过“突审”获取口供,仅仅是完善证据的手段而已。导致“突审”中,侦查人员往往为获取口供不择手段,甚至在无辜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不出来时,也要通过指供、诱供的手段来捏造虚假口供。这样的“突破”,极具功利性、目的性和片面性,实为制造冤假错案的关键一环,是十分错误的。
  综上,“突审”之于侦查,虽有可取之处,但却是一柄相当危险的双刃剑。在破案压力下,以“突击”来追求“突破”,极易使审讯活动逾越法律的边界,轻则侵犯人权,重则冤及无辜。欲取其利而避其害,尚需在完善讯问立法和提高侦查人员素质上多下工夫。但不管如何,对于“突审”的危险性,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惟有如此,才以警惕之心警惕之,以提防之心严防之。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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