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而审判委员会作出决议另行组织合议庭再审的案件的处理程序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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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而审判委员会作出决议另行组织合议庭再审的案件的处理程序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而审判委员会作出决议另行组织合议庭再审的案件的处理程序问题的复函
1957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
江苏省司法厅：
你厅1957年2月7日司一黄字第12号函悉。院长对于本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而审判委员会作出决议另行组织合议庭再审的案件，是否需由审判委员会作出撤销原判决或者裁定的决议，并以院长名义作出撤销原判决或者裁定的裁定，我们意见，目前仍应参酌本院印发《各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试行。《总结》内规定审判委员会认为原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时，可作出另行组织合议庭再审的决议，而未规定须将原判决或裁定撤销，是为了要合议庭再行详细审查以资慎重。审判委员会既将案件交合议庭再审，即已授权合议庭，在再审时，合议庭如认为确应撤销原判决或裁定，即应予以撤销，另行裁判。这并不发生与法律不合的问题，也并不会引起当事人不必要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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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事抗诉案件下降原因
郭辉 李俊杰
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对民事案件抗诉，是其行使监督权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途径之一，抗诉案件质量的提高有利于提高法院的案件质量和保护当事人的诉讼利益。研究民事抗诉工作的困难与对策，对于提高民事抗诉水平，维护法律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就我院三年来审理的民事抗诉案件进行分析，试图为此提供一些参考。
一、我院受理民事抗诉案件基本情况。
2007年受理各类民事再审案件16件，其中抗诉案件10件，占案件总数的62.5%，再审改判4件，支持抗诉率为40%；2008年受理各类民事再审案件8件，其中抗诉案件4件，占案件总数的50%，再审改判2件，支持抗诉率为50%； 2009年受理各类民事再审案件10件，其中抗诉案件3件，占案件总数的33.33%。再审改判1件、调解1件，维持原审判决1件，支持抗诉率为66.67%，从以上分析的数字不难看出，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案件数量呈下降趋势，呈现低位徘徊，同时，支持抗诉率在逐步提高。数量较少，但质量较高。
二、民事抗诉案件下降的原因
导致我院近三年民事抗诉案件数量逐年下降、抗诉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检察机关内部的考评约束，注重抗诉质量，检察院与法院协调配合工作不断增强，鼓励“多人来人往，少一些文来文往”的工作态势。也有检察机关抗诉案件办案周期长，当事人不愿意选择提请抗诉的救济方式。
（一）、法院民事审判案件质量提高导致抗诉案件数量下降
近年来法院的民事审判案件的调解和撤诉率逐年提高，现调撤率超过80%以上。在司法观念上追求调解优先，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特别是将调解工作贯穿在立案、审判、执行各个环节，在诉讼费收费办法中鼓励当事人进行调解结案，调解结案诉讼费用减半收取。案件的上诉率、发回重审率和改判率也逐年下降。
（二）法院内部监督加强，审判工作逐年规范，导致抗诉案件数量下降。
一是上级法院加强对下级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不断加强，省法院通过会议纪要等形式对房地产、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不断进行规范和统一。中级法院多次召开民事审判专项工作会议不断强化监督。二是我院制定和执行《案件质量评查办法》，是防范案件质量下降的一道重要防线，每年由院长担任案件评查组组长，审委会成员及部分审判业务骨干为成员的评查组对所有审结案件进行全面查和重点查，通过自检与互检的方式，及时发现案件中存在的实体或程序的问题，并进行交换意见和及时总结，限期整改和全院通报。在发现确有错误符合再审条件及时启动院长审判监督程序进入再审，这使得一些错误案件得到及时纠正。三是对审判人员的错案责任追究也促进了审判人员的案件的质量意识和效率意识的不断增强，使民事审判工作水平有了整体提高。
（三）、检察机关自身因素，导致抗诉案件数量下降。
一是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的转变。检察建议使用率较以前明显增多。与法院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促其法院自查自纠并达成共识。二是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的队伍相对弱化。民事审判监督工作在检察院的工作职能没有受到重视，队伍建设存在人员少、不稳定的现状。三是对抗诉工作存在畏难情绪。对没有改判把握的案件不敢抗诉。四是对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缺少全面和专业的了解。不善监督或不敢监督，对于检、法两机关有分歧认识不统一的案件不敢抗诉。特别是对民事审判实践中的证据的审核与认定的规则、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及有关民事审判政策缺少专业监督技能。五是抗诉办案周期长，有的当事人宁愿选择信访等途径也不愿意选择到检察机关申请抗诉。
三、提高民事抗诉案件数量和质量的对策
要强化民事审判案件监督力度，提高民事抗诉案件水平，就要在抗诉质量上强措施，在维护司法公正上下功夫，在社会效果”上做文章，在工作职能转变上求突破，在法院配合上共同提高。
一是要加强检察机关民事审判监督队伍建设。打铁仍需自身硬，有的当事人选择信访而不选择民事抗诉的途径来实现诉讼目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民事审判监督工作职能在当事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在培养民事审判监督队伍的专业化和稳定性上狠下功夫。评判和否定生效的原审判决，不仅需要有更加充分的证据和理由，还需要检察人员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和抗辩能力。为此，要加强学习，把提高检察人员的法学理论水平和抗辩能力作为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来抓，不断提高监督能力。
二是法院在接受监督和配合工作上再提高。在调取卷宗、发现案源、以及将近期民事审判司法解释及有关政策等工作要及时与检察机关进行沟通和交流，将监督就是爱护，监督就是帮助促进司法公正的司法观念贯穿审判工作始终。
三是要改变现有的考评机制。不能将是否改判作为评判抗诉质量的唯一标准，如果当事人通过抗诉穷尽法律手段而息诉罢访的也应作为考量监督质量的重要指标。如我院在处理一件上访人王某的信访案件中，由于上访人对生效判决不服越级上访，在不符合再审条件的情况下，又基于上访人对法院的不信任情绪，建议上访人到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后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从监督的角度入情入理依法律进行宣讲后上访人息诉。因此，不但将改判是评价监督质量的重要指标，而且也应将监督审查后的维护司法权威促进社会稳定也应作为监督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终极目标是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
四是转变监督职能，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首先要讲究监督方法，尽量减少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避免形成帮助一方当事人打官司的印象。为此，要认证考量原审判决形成过程，有一般瑕疵，改判没有实际意义的就不要抗诉，要充分发挥《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作用，以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二要注重效果。对当事人规避上诉费用或通过抗诉进入再审程序拖延执行的要坚决不抗。三要拓宽监督领域，在涉及环境保护、有损国家、集体利益、社会弱势群体的公益性案件来源上加大力度，切实做到维护法律公正，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北安市人民法院郭辉 李俊杰
概要：死亡赔偿金可否用于偿还死者生前的债务?死亡赔偿金在权利人之间应如何分配？这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对于该问题的处理，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继承法》规定的遗产是死者死亡时留下的财产，死亡赔偿金是赔给生存的近亲属的，不属于遗产，不能用于判决偿还死者生前的债务；有人认为人身损害赔偿理论将其定性为继承损失说，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未来余命年龄可得利益的减少而给与的补偿，说明其具有遗产性质，应视为死者的遗产，予以判决。两种意见分歧的根源在于法律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规定不明确。笔者拟通过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当前在理论上的分歧、审判实践中的做法的考察，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及如何合理分配做一些分析探讨，以期规范该类案件的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近期审理过这样两个案子：例1：徐某与石某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徐某重伤和石某死亡，交警部门认定徐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石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石某近亲属诉至法院徐某及保险公司，法院审理后判决保险公司赔偿15万多，徐某赔偿2万多。现徐某诉至法院要求石某近亲属赔偿，就前案判决的死亡赔偿金能否用于偿还死者生前债务?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继承法》规定的遗产是死者死亡时留下的财产，死亡赔偿金是赔给生存的继承人的，不属于遗产，不能用于偿还死者生前的债务，不该判决；另一种意见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未来余命年龄可得利益的减少而给予的补偿。人身损害赔偿理论将其定性为继承损失说，说明其具有遗产性质，应视为死者的遗产，可以用于偿还其生前债务，予以判决。
例2：在一起共有纠纷中，受害人死亡后获得了加害方的经济赔偿，受害人父母占用了该部分赔偿款，受害人妻子及女儿诉至法院要求平均分割该部分赔偿款中的死亡赔偿金，该死亡赔偿金在受害人近亲属之间应如何分配？
对上述纠纷如何处理，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各地司法实践中处理不统一，原因在于法律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规定不明确，各地理解做法不一致，影响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于是，引出笔者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思考。
二、死亡赔偿金制度的渊源演变及理论学说
（一）我国法律规范中关于死亡赔偿金制度的沿革演变
1、最早涉及对死者进行赔偿的是1963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交通肇事抚恤问题的批复》同意了黑龙江高级法院：“只要不是被害人自己过失引起的死亡，不管被害人是否有劳动能力都应酌情给一点抚恤”。的意见。这就意味着，在交通肇事中的被害人无论是否有劳动能力，都要给予被害人家属抚恤。此种抚恤的性质，就不是抚养丧失的损失，也不是继承丧失的损失，而是为了安抚死者家属。
2、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条中虽然没有出现“死亡赔偿金”或类似的赔偿项目，但学者解释说，条文中“等费用”就包括了死亡赔偿金，至少为死亡赔偿金留下了可能的余地。
3、1992年1月1日生效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8）项规定，“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这是立法文件中正式出现死亡补偿费的概念。该办法第37条第（9）项还规定了给付“被抚养人生活费”，《办法》将二者并列，说明此处的死亡补偿费侧重于对死者生前经受的痛苦的精神补偿和死者亲属的精神补偿。
4、立法中正式出现死亡赔偿金的概念是1994年1月1日生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42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造成消费者或其他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抚养的人所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5、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2）项规定，致人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死亡赔偿金。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精神抚慰金，这实际上是对死亡赔偿金的简化，但将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权利人得到的赔偿将会少得可怜，也不便协调死亡赔偿金与其他死亡赔偿项目的关系。
6、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了精神抚慰金，第29条规定了死亡赔偿金，二者并列，说明该解释将死亡赔偿金再次定位为物质损害赔偿。
（二）有关死亡赔偿金的理论学说
1、“扶养丧失说”。该学说认为由于被侵权人死亡导致其生前依法定抚养义务供给生活费的被抚养人，丧失了生活费的供给来源，受有财产损害，对此损害加害人应当予以赔偿。在这种立法例下，赔偿义务人赔偿的范围，就是被抚养人在被侵权人生前从其收入中获得的或者有权获得的自己的抚养费的份额。至于因被侵权人的死亡而导致对被侵权人享有法定继承权的那些人从被侵权人处将来所继承财产减少的损失，不属于赔偿之列。另外在赔偿时，如果被侵权人没有受其供养的被扶养人，不存在损害，赔偿义务人就不承担该项赔偿责任。目前采取此种观点的有德国、英国、美国大多数州、俄罗斯等。
2、“继承丧失说”。该学说认为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不仅生命利益本身受侵害，而且造成被侵权人余命年内的收入“逸失”，使得这些原本可以作为被侵权人的财产为其法定继承的未来可以取得收入，因加害人的侵害行为而丧失，对于这种损害应当予以赔偿。实际上，在这种立法下，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的范围为被侵权人死亡而丧失的未来可得利益。美国少数州、日本等采取该学说。
在我国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上历来存在争议。《民法通则》第119条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一次出现死亡补偿费的概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2条、《国家赔偿法》第27条、《产品质量法》第44条对死亡赔偿金作了规定，其基本性质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除《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外，实际上其他的规范所采纳的是“扶养丧失说”。
但是以“扶养丧失说”作为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理论基础，存在不足，对赔偿权利人的保护不够周到，在司法实务中出现了困境，为此，《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放弃过去的立场，而是以“继承丧失说”解释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中的死亡赔偿金制度。按照这一新的解释立场，死亡赔偿金的内容是对收入损失的赔偿，其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而不是精神损害赔偿。故我国死亡赔偿金的理论基础经历了从“扶养丧失说”到“继承丧失说”的变化。《侵权责任法》出台后，由于赔偿项目中未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对死亡赔偿金采取的是“扶养丧失说”。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6月30日下发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在《侵权责任法》适用后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基本都是按照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同时支持的，故以“继承丧失说”解释我国目前的死亡赔偿金制度是科学合理的。
三、死亡赔偿金与遗产的关系
关于死亡赔偿金是否属于遗产，历年争议就很多，有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又有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属于遗产，莫衷一是。司法实践中遇到类似案例，各地法院判决不一的情形也比比皆是。
所谓遗产，《继承法》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定的：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继承法意见》又对“其他合法财产”作出了解释：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
通常认为死亡赔偿金属于遗产的主要有以下学说：
1、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认为自然人的死亡，其民事权利能力由存在到不存在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损害赔偿请求权。这种学说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被害人正处于死亡的过程中，则其应是还未死亡尚有生命的活人，一活人怎能取得因死亡而生的损害求偿权。
2、加害人赔偿义务说，认为加害人因其行为所生的赔偿义务不因被害人死亡而消灭，故被害人的求偿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但在法律上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种学说所提出的义务由于不存在对应的权利，因此根本就不存在。
郭辉 李俊杰
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对民事案件抗诉，是其行使监督权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途径之一，抗诉案件质量的提高有利于提高法院的案件质量和保护当事人的诉讼利益。研究民事抗诉工作的困难与对策，对于提高民事抗诉水平，维护法律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就我院三年来审理的民事抗诉案件进行分析，试图为此提供一些参考。
一、我院受理民事抗诉案件基本情况。
2007年受理各类民事再审案件16件，其中抗诉案件10件，占案件总数的62.5%，再审改判4件，支持抗诉率为40%；2008年受理各类民事再审案件8件，其中抗诉案件4件，占案件总数的50%，再审改判2件，支持抗诉率为50%； 2009年受理各类民事再审案件10件，其中抗诉案件3件，占案件总数的33.33%。再审改判1件、调解1件，维持原审判决1件，支持抗诉率为66.67%，从以上分析的数字不难看出，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案件数量呈下降趋势，呈现低位徘徊，同时，支持抗诉率在逐步提高。数量较少，但质量较高。
二、民事抗诉案件下降的原因
导致我院近三年民事抗诉案件数量逐年下降、抗诉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检察机关内部的考评约束，注重抗诉质量，检察院与法院协调配合工作不断增强，鼓励“多人来人往，少一些文来文往”的工作态势。也有检察机关抗诉案件办案周期长，当事人不愿意选择提请抗诉的救济方式。
（一）、法院民事审判案件质量提高导致抗诉案件数量下降
近年来法院的民事审判案件的调解和撤诉率逐年提高，现调撤率超过80%以上。在司法观念上追求调解优先，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特别是将调解工作贯穿在立案、审判、执行各个环节，在诉讼费收费办法中鼓励当事人进行调解结案，调解结案诉讼费用减半收取。案件的上诉率、发回重审率和改判率也逐年下降。
（二）法院内部监督加强，审判工作逐年规范，导致抗诉案件数量下降。
一是上级法院加强对下级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不断加强，省法院通过会议纪要等形式对房地产、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不断进行规范和统一。中级法院多次召开民事审判专项工作会议不断强化监督。二是我院制定和执行《案件质量评查办法》，是防范案件质量下降的一道重要防线，每年由院长担任案件评查组组长，审委会成员及部分审判业务骨干为成员的评查组对所有审结案件进行全面查和重点查，通过自检与互检的方式，及时发现案件中存在的实体或程序的问题，并进行交换意见和及时总结，限期整改和全院通报。在发现确有错误符合再审条件及时启动院长审判监督程序进入再审，这使得一些错误案件得到及时纠正。三是对审判人员的错案责任追究也促进了审判人员的案件的质量意识和效率意识的不断增强，使民事审判工作水平有了整体提高。
（三）、检察机关自身因素，导致抗诉案件数量下降。
一是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的转变。检察建议使用率较以前明显增多。与法院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促其法院自查自纠并达成共识。二是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的队伍相对弱化。民事审判监督工作在检察院的工作职能没有受到重视，队伍建设存在人员少、不稳定的现状。三是对抗诉工作存在畏难情绪。对没有改判把握的案件不敢抗诉。四是对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缺少全面和专业的了解。不善监督或不敢监督，对于检、法两机关有分歧认识不统一的案件不敢抗诉。特别是对民事审判实践中的证据的审核与认定的规则、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及有关民事审判政策缺少专业监督技能。五是抗诉办案周期长，有的当事人宁愿选择信访等途径也不愿意选择到检察机关申请抗诉。
三、提高民事抗诉案件数量和质量的对策
要强化民事审判案件监督力度，提高民事抗诉案件水平，就要在抗诉质量上强措施，在维护司法公正上下功夫，在社会效果”上做文章，在工作职能转变上求突破，在法院配合上共同提高。
一是要加强检察机关民事审判监督队伍建设。打铁仍需自身硬，有的当事人选择信访而不选择民事抗诉的途径来实现诉讼目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民事审判监督工作职能在当事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在培养民事审判监督队伍的专业化和稳定性上狠下功夫。评判和否定生效的原审判决，不仅需要有更加充分的证据和理由，还需要检察人员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和抗辩能力。为此，要加强学习，把提高检察人员的法学理论水平和抗辩能力作为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来抓，不断提高监督能力。
二是法院在接受监督和配合工作上再提高。在调取卷宗、发现案源、以及将近期民事审判司法解释及有关政策等工作要及时与检察机关进行沟通和交流，将监督就是爱护，监督就是帮助促进司法公正的司法观念贯穿审判工作始终。
三是要改变现有的考评机制。不能将是否改判作为评判抗诉质量的唯一标准，如果当事人通过抗诉穷尽法律手段而息诉罢访的也应作为考量监督质量的重要指标。如我院在处理一件上访人王某的信访案件中，由于上访人对生效判决不服越级上访，在不符合再审条件的情况下，又基于上访人对法院的不信任情绪，建议上访人到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后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从监督的角度入情入理依法律进行宣讲后上访人息诉。因此，不但将改判是评价监督质量的重要指标，而且也应将监督审查后的维护司法权威促进社会稳定也应作为监督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终极目标是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
四是转变监督职能，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首先要讲究监督方法，尽量减少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避免形成帮助一方当事人打官司的印象。为此，要认证考量原审判决形成过程，有一般瑕疵，改判没有实际意义的就不要抗诉，要充分发挥《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作用，以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二要注重效果。对当事人规避上诉费用或通过抗诉进入再审程序拖延执行的要坚决不抗。三要拓宽监督领域，在涉及环境保护、有损国家、集体利益、社会弱势群体的公益性案件来源上加大力度，切实做到维护法律公正，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北安市人民法院郭辉 李俊杰
概要：死亡赔偿金可否用于偿还死者生前的债务?死亡赔偿金在权利人之间应如何分配？这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对于该问题的处理，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继承法》规定的遗产是死者死亡时留下的财产，死亡赔偿金是赔给生存的近亲属的，不属于遗产，不能用于判决偿还死者生前的债务；有人认为人身损害赔偿理论将其定性为继承损失说，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未来余命年龄可得利益的减少而给与的补偿，说明其具有遗产性质，应视为死者的遗产，予以判决。两种意见分歧的根源在于法律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规定不明确。笔者拟通过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当前在理论上的分歧、审判实践中的做法的考察，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及如何合理分配做一些分析探讨，以期规范该类案件的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近期审理过这样两个案子：例1：徐某与石某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徐某重伤和石某死亡，交警部门认定徐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石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石某近亲属诉至法院徐某及保险公司，法院审理后判决保险公司赔偿15万多，徐某赔偿2万多。现徐某诉至法院要求石某近亲属赔偿，就前案判决的死亡赔偿金能否用于偿还死者生前债务?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继承法》规定的遗产是死者死亡时留下的财产，死亡赔偿金是赔给生存的继承人的，不属于遗产，不能用于偿还死者生前的债务，不该判决；另一种意见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未来余命年龄可得利益的减少而给予的补偿。人身损害赔偿理论将其定性为继承损失说，说明其具有遗产性质，应视为死者的遗产，可以用于偿还其生前债务，予以判决。
例2：在一起共有纠纷中，受害人死亡后获得了加害方的经济赔偿，受害人父母占用了该部分赔偿款，受害人妻子及女儿诉至法院要求平均分割该部分赔偿款中的死亡赔偿金，该死亡赔偿金在受害人近亲属之间应如何分配？
对上述纠纷如何处理，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各地司法实践中处理不统一，原因在于法律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规定不明确，各地理解做法不一致，影响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于是，引出笔者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思考。
二、死亡赔偿金制度的渊源演变及理论学说
（一）我国法律规范中关于死亡赔偿金制度的沿革演变
1、最早涉及对死者进行赔偿的是1963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交通肇事抚恤问题的批复》同意了黑龙江高级法院：“只要不是被害人自己过失引起的死亡，不管被害人是否有劳动能力都应酌情给一点抚恤”。的意见。这就意味着，在交通肇事中的被害人无论是否有劳动能力，都要给予被害人家属抚恤。此种抚恤的性质，就不是抚养丧失的损失，也不是继承丧失的损失，而是为了安抚死者家属。
2、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条中虽然没有出现“死亡赔偿金”或类似的赔偿项目，但学者解释说，条文中“等费用”就包括了死亡赔偿金，至少为死亡赔偿金留下了可能的余地。
3、1992年1月1日生效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8）项规定，“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这是立法文件中正式出现死亡补偿费的概念。该办法第37条第（9）项还规定了给付“被抚养人生活费”，《办法》将二者并列，说明此处的死亡补偿费侧重于对死者生前经受的痛苦的精神补偿和死者亲属的精神补偿。
4、立法中正式出现死亡赔偿金的概念是1994年1月1日生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42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造成消费者或其他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抚养的人所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5、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2）项规定，致人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死亡赔偿金。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精神抚慰金，这实际上是对死亡赔偿金的简化，但将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权利人得到的赔偿将会少得可怜，也不便协调死亡赔偿金与其他死亡赔偿项目的关系。
6、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了精神抚慰金，第29条规定了死亡赔偿金，二者并列，说明该解释将死亡赔偿金再次定位为物质损害赔偿。
（二）有关死亡赔偿金的理论学说
1、“扶养丧失说”。该学说认为由于被侵权人死亡导致其生前依法定抚养义务供给生活费的被抚养人，丧失了生活费的供给来源，受有财产损害，对此损害加害人应当予以赔偿。在这种立法例下，赔偿义务人赔偿的范围，就是被抚养人在被侵权人生前从其收入中获得的或者有权获得的自己的抚养费的份额。至于因被侵权人的死亡而导致对被侵权人享有法定继承权的那些人从被侵权人处将来所继承财产减少的损失，不属于赔偿之列。另外在赔偿时，如果被侵权人没有受其供养的被扶养人，不存在损害，赔偿义务人就不承担该项赔偿责任。目前采取此种观点的有德国、英国、美国大多数州、俄罗斯等。
2、“继承丧失说”。该学说认为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不仅生命利益本身受侵害，而且造成被侵权人余命年内的收入“逸失”，使得这些原本可以作为被侵权人的财产为其法定继承的未来可以取得收入，因加害人的侵害行为而丧失，对于这种损害应当予以赔偿。实际上，在这种立法下，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的范围为被侵权人死亡而丧失的未来可得利益。美国少数州、日本等采取该学说。
在我国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上历来存在争议。《民法通则》第119条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一次出现死亡补偿费的概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2条、《国家赔偿法》第27条、《产品质量法》第44条对死亡赔偿金作了规定，其基本性质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除《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外，实际上其他的规范所采纳的是“扶养丧失说”。
但是以“扶养丧失说”作为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理论基础，存在不足，对赔偿权利人的保护不够周到，在司法实务中出现了困境，为此，《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放弃过去的立场，而是以“继承丧失说”解释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中的死亡赔偿金制度。按照这一新的解释立场，死亡赔偿金的内容是对收入损失的赔偿，其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而不是精神损害赔偿。故我国死亡赔偿金的理论基础经历了从“扶养丧失说”到“继承丧失说”的变化。《侵权责任法》出台后，由于赔偿项目中未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对死亡赔偿金采取的是“扶养丧失说”。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6月30日下发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在《侵权责任法》适用后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基本都是按照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同时支持的，故以“继承丧失说”解释我国目前的死亡赔偿金制度是科学合理的。
三、死亡赔偿金与遗产的关系
关于死亡赔偿金是否属于遗产，历年争议就很多，有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又有学者认为死亡赔偿金属于遗产，莫衷一是。司法实践中遇到类似案例，各地法院判决不一的情形也比比皆是。
所谓遗产，《继承法》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定的：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继承法意见》又对“其他合法财产”作出了解释：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
通常认为死亡赔偿金属于遗产的主要有以下学说：
1、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认为自然人的死亡，其民事权利能力由存在到不存在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损害赔偿请求权。这种学说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被害人正处于死亡的过程中，则其应是还未死亡尚有生命的活人，一活人怎能取得因死亡而生的损害求偿权。
2、加害人赔偿义务说，认为加害人因其行为所生的赔偿义务不因被害人死亡而消灭，故被害人的求偿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但在法律上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种学说所提出的义务由于不存在对应的权利，因此根本就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