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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起变更子女姓名案的法律思考
焦　卫　杨晓霓

一、案情简介
　　杨某与颜某1990年9月结婚，婚后双方性格不和，经常发生口角。颜某于1991年9月向法院起诉与杨某离婚，后撤诉。1992年5月18日，颜某生一男孩，双方为其取乳名“小凯”。由于双方感情一直不好，颜某于1992年11月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双方达成离婚调解协议。由于当时双方的婚生子没有登记户口，法院制作的离婚调解书上，在孩子的乳名前冠以父姓，确认孩子“杨凯”由女方抚养；杨某每年12月16日前一次性给付当年的生活费420元，至子女独立生活时止。事后，虽双方有过交涉，但杨某从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抚养费义务。
　　1994年1月28日，颜某第一次向所在辖区公安机关为孩子申报户口，姓名为“李×伟”。1995年2月6日，颜某与李某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1998年，市公安机关统一更换户口簿，颜某将孩子的姓名改为“李×平”。孩子李×平自颜某和李某再婚时起一直与其共同生活，始终不知李某是继父，同继父、爷爷、奶奶等亲属相处很好，现在上小学二年级。
　　2000年1月10日，杨某以颜某、李某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被告更改孩子姓名无效，依法责令二被告恢复婚生子姓名。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是：原告杨某认为，法院在1992年作出的调解书是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在法律文书上出现的孩子姓名是“杨凯”，故应依此为准，判决孩子恢复姓“杨”；二被告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必须停止侵权。被告颜某和李某则认为，国家认定一个人是否存在，靠的是公安机关的户口登记，颜某第一次为孩子申报户口时，在公安机关的注册登记上是姓“李”，孩子现在也姓“李”，不存在更改的问题；杨某知道孩子姓“李”已有六年之久，期间从未提出异议，且从未付过抚养费，故要求法院依法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
二、对本案的不同处理意见
　　本案在审理中有四种不同处理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其一，《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杨某自孩子改名起就已知道，在长达六年之久的时间内从未主张过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受法律的保护；其二，杨某看重的只是孩子的“姓”，只要求孩子恢复姓“杨”，却不尽抚养义务，其出发点并非关心、爱护孩子。现孩子不知其身世，与继父及现在的爷爷、奶奶关系融洽，生活幸福，如果强行判决令其恢复姓杨，并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第二种观点：支持杨某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具体意见》)第19条的解释：“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育费。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令恢复原姓氏”。本案被告事先未征得原告同意，在申报户口时将孩子姓名登记为李×伟，即是擅自决定孩子随继父姓，对此，依照上述司法解释，应确认颜某的行为无效，责令其为孩子恢复原姓氏。
　　第三种观点：判决孩子姓“颜”。理由是：适用《婚姻法》第16条“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的规定。从本条词意上看，不论随父或母姓，都是“可以”的，但并不是“必须”的或是“应当”的。针对本案具体情况，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从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角度考虑，应判孩子随母姓。
　　第四种观点：征求孩子的意见，决定是否恢复原姓。根据《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的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公民对自己姓名的决定权并无年龄限制，此案中孩子已经8岁，具有意思表示能力，应有权决定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
三、法院一审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经开庭审理，在查明事实，分析证据，听取双方各自理由的基础上，认为：其一，被告颜某与原告杨某离婚后，首次于1994年1月为其子申报“李”姓户口时，尚未与被告李某再婚，李某当时并未与原告之子形成法律上的继父子关系，颜某的行为并非最高法院《具体意见》第19条所规定的“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父姓氏”的情形。其二，原告在庭审中承认，在与颜某就孩子抚养费交涉过程中，已经知道颜某将孩子姓名更改，且在其后的六年多时间内也从未提出过异议，已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其三，原告在长达七年之久的时间内从未支付子女抚养费，未善尽生父之责，孩子自幼随母亲生活，颜某再婚后，又与李某共同生活，现孩子视李某为生父，感情融洽，生活幸福。且自幼儿园、小学入学起已使用“李”姓多年。从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如果判令改回原姓氏，对孩子的生活、学习和心理健康都有不利。其四，被告李某不应承担被告颜某变更子女姓氏的法律责任。基于上述分析理由，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四、本案引发的几点思考
　　笔者对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持赞同意见。本案既涉及自然人姓名权的法律保护问题，又涉及父母对子女姓名的监护权(亲权)的行使问题，前述四种不同意见，引发出笔者的进一步思考：
　　(一)未成年人是否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
　　姓名，是自然人借以相互识别的文字符号系统的总称1。姓名权则是指自然人(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改变自己姓名，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2。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根据这一规定，理论上通常认为自然人(公民)的姓名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姓名决定权，即自然人决定其姓名的权利；(2)姓名使用权，指自然人依法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3)姓名变更权，指自然人依法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
　　为自己命名，是自然人享有的基本人格权利，人不仅有决定随父姓、母姓或采用其他姓的权力，有权决定自己的名字；而且可以决定自己的别名、笔名、艺名等其他名字。而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自出生开始，也就是说，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就应有代表自己的专用符号。通说认为，在未成年期间，自然人的姓名权实际上由其监护人行使或在征得监护人同意后由自己行使的。那么自然人从何时起开始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呢?理论界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自然人对自己姓名的决定权的行使，也以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一旦自然人成年，具有了民事行为能力，就可以决定是继续使用已取的名字还是另行取名，对此他人不得干涉3。类似的观点还有，在公民未成年时，应由其监护人决定其姓名，在公民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姓名4。另有学者认为，公民决定自己的姓名，需以具有意思能力为前提，一旦未成年公民具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意思能力时，其监护人则不能妨碍本人行使姓名权，而不是等未成年人成年后才能决定自己的姓名5。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自然人决定自己的姓名，以具有意思能力为前提。
　　意思能力一词是外国一些国家民法的用语，我国民法不采用这一用语，它是指自然人(公民)判断其行为是否合理的心理上的能力，包括正常的认识与预期力，因自然人(公民)的年龄和神智是否清楚而不同6。按照国外有关民法理论，意思能力是划分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基础，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意思能力不健全，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法律规定他们无行为能力；10周岁以上而未达到成年年龄的未成年人，虽具有意思能力而不健全，法律规定他们为限制行为能力；已达到成年年龄的人，他们的意思能力正常，能够理智的、审慎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能够以独立的意思实施完全有效的法律行为。但是精神病患者的意思能力极不健全，法律规定他们无行为能力，他们的一切法律上的有效行为，都由其法定代理人实施。根据这一理论，未年人何时具有意思能力，是否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笔者认为应分情况而定。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未成年人又分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7。从我国情况看，年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大都已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他们的智力发育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应当认定其具有意思表示能力，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且已基本可以理解姓名的意义，他们可以对自己的姓氏做出选择，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8。因此，对于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姓名权，由其监护人行使决定权为妥。
　　(二)对最高法院《具体意见》第19条的质疑
　　最高法院于1993年11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规定：“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育费。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父或继母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令恢复原姓氏”。这一条文包含两层内容：一是父母任何一方不得以子女姓氏已变更为由，拒绝给付子女抚育费；二是父或母一方不征得对方同意，不允许更改子女姓氏。笔者对第一层内容没有异议，但对第二层内容的可行性、合理性、科学性，认为值得商榷。
　　首先，从立法角度看，这一司法解释违背了《婚姻法》中的基本原则。我国《婚姻法》第16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应当注意的是，法律在此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必须”或“应当”，因此，可以推论：子女也可以既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而采用其他姓。笔者认为《婚姻法》的这一规定是科学、合理的，它既尊重了传统习惯，又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依我国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家族传统观念，子女一般是随父姓，但民间风俗习惯中，也确有将子女“过继”给他人，或因封建迷信为求子女平安好养，而为子女取他姓的。随着时代的进步，男女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不仅子女随母姓的情况日益增多，而且现实中出现了为子女取父母“双姓”的情况，也有的为追求独特个性化，在为子女取名并申报户口时，既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而是自成一名。这些充分说明，以往传统家族式姓氏观念正在逐步被打破，人们的观念正转向追求自由、平等。因此，无论从传统习俗，还是从时代发展趋势，《婚姻法》的规定是科学合理的，充分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法原则，不主张过多干预。而最高法院的《具体意见》第19条“责令恢复原姓氏”的表述显然带有明显的职权主义色彩，与《婚姻法》的立法本意是相悖的，与时代发展的趋势也不相符。
　　其次，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发点过分强调离婚双方的权利，而忽视了子女特别是未成年子女的权利，有违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成长的基本原则。有人认为确定子女的姓氏以及维护子女的姓名权不被非法侵害，是父母对子女行使监护权的一项内容，父母双方共同给子女确定姓名后，其中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就擅自变更子女姓名，侵害了对方对子女享有的监护权。我们不否认父母享有这一监护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夫妻离婚中未成年子女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应全面贯彻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子女姓氏的变更，不仅涉及离婚一方(父或母)的权利，更主要的涉及子女的权益。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重点应该审查父或母一方更改子女姓氏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而不应简单地认为将子女姓氏改为继父或继母姓氏是不利的，强行责令恢复原姓氏。
　　第三，从客观实际效果看，这一司法解释不利于平息矛盾。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双方离婚后，一方如果要变更子女姓名，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擅自”变更，对方一旦诉诸法律，法院就得责令恢复原姓氏。这种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行得通。夫妻离婚后，虽也有双方“好说好散”，遇事可以协商的，但更多的是利益对立，在相互已成“陌路人”甚至反目成仇的情况下，让一方去征得对方的同意，显然是有悖常理，无法实现。而一旦未征得对方同意，单方变更子女姓名，则要在法律上承担败诉的后果。而实践中正是由于存在这一规定，一方常常为赌气，故意与对方作对，硬是不同意对方改变子女姓名。发现变更后，便以这一司法解释为后盾，提起诉讼，达到干扰对方的个人目的，而全然不顾子女的利益。因此，这一司法解释在客观上没有起到解纷止争的效果。
　　最后，从该规定条文表述看，在第二层内容中的“子女”应当为“未成年子女”，因为成年子女享有姓名决定权和变更权，他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同意改为继父或继母姓氏，他人或机关无权干涉。即便是未成年子女，若为10周岁以上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他本人同意改为继父或继母姓氏，也应尊重考虑其意见，而不宜不加区分地简单地责令恢复原姓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应当做出修改、完善(详细建议见后面论述)。
　　(三)关于子女姓名的法律保护、变更纠纷处理原则及立法完善
　　目前，我国对自然人姓名权的法律规定内容过于原则、简单，仅有《民法通则》第99条和《婚姻法》第16条的规定，对于此类纠纷如何处理，目前尚无明确系统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法律应当充实、完善对自然人姓名权保护的相关规定。目前，学术界和有关机关正在讨论修改《婚姻家庭法》，笔者建议在该法中增加有关保护未成年人姓名权的相关规定，与《民法通则》相对应，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选择姓氏，决定自己的姓名。
　　第二，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变更子女姓名包括变更子女姓氏、变更子女名字或姓和名都变更三种情况。变更未成年子女姓名，原则上由夫妻双方协商解决。因变更未成年子女姓名产生纠纷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可在离婚时或在离婚后诉请变更子女抚育方时一并提出，也可以在离婚后单独提出。
　　第三，通过司法解释，完善法院审理变更未成年子女姓名纠纷应遵循的处理原则。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注意把握以下原则：首先遵循调解原则，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在双方协商不成时，分别情况处理：对于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应征求该子女的意见；对于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应按照既尊重父母监护权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的原则予以确定。原则上维持原姓氏，但建议明确规定，原告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恢复原姓氏：
　　(1)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子女自行更改或同意更改自己姓氏的；
　　(2)原告方对该子女的监护权已书面放弃或被人民法院依法剥夺的；
　　(3)原告方长期不尽抚养子女义务的；
　　(4)因其他原因，确实需要更改子女姓氏，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成长，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需要指出的是，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户口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更改姓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办理，且需要在户籍登记机关办理有关更名手续。公民姓名只有经过登记，才能成为该人的正式姓名。因此，法院如果在审理子女姓名变更纠纷时，判决变更子女姓名时，只有经有关当事人向户籍登记部门申请登记，才产生正式姓名的效力。
　　
　　注释：
　　1见王利明、杨立新、姚辉编著《人格权法》P86，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2见高言、柴春发主编《人身权理解适用与案例评析》P93，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3见郑立、王作堂主编《民法学》P59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4见刘家兴主编《民事法学》(修订本)P98，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5见高言、柴春发主编《人身权理解适用与案例评析》P89，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王利明、杨立新、姚辉编著《人格权法》P94，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6见《中国民法实用全书》，法律出版社，第722页。
　　78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条。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门峡市老年人优待办法的通知


三政〔2009〕3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三门峡市老年人优待办法》已经市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实施。




　　　　　　　　　　　　　　　二○○九年六月二日
　

三门峡市老年人优待办法

　　为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河南省老年人保护条例》和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凡在本市行政辖区内有常住户口、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凭老龄工作机构颁发的《老年人优待证》(以下简称《老年证》),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优待服务。
第二条　各级政府应加强对老年人优待服务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应在职责范围内做好老年人优待服务工作。鼓励和提倡有关单位和个人为老年人提供优待服务。
　　第三条　每年“九·九”重阳节所在公历月份为敬老宣传月,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应集中开展有关老年人的政策法规宣传、敬老工作表彰等活动,积极营造敬老、养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四条　游览、文体活动优待
老年人凭《老年证》可享受下列优惠:
　　(一)可免费进入国家财政支持的各级各类公园、旅游景点、风景名胜区、博物馆、展览馆、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纪念馆等。在上述场所举办专项活动期间,门票可按半价收费。非国有经营的公园、旅游景点、风景名胜区、博物馆、纪念馆等,应履行尊老、敬老和为老服务的社会责任,对老年人实行优待服务,具体措施由投资主体确定。
(二)免费使用收费公共厕所。
　　(三)社会公共体育场所对老年人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乡镇、街道、社区的体育设施,对老年人健身活动提供方便。老年人进入收费的体育健身场所,实行价格优惠。　
　　上述景点、场所要悬挂免费优待告示牌。
第五条　交通优待
(一)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公交优待城乡一体。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办理乘坐公交IC老年卡后,持卡免费乘坐市内的公交车;60至69周岁的老年人,在办理乘坐公交IC老年卡后,持卡乘坐市内公交车实行半价优惠。
(二)火车站、汽车站的候车室应当设置老年人专用座椅,老年人优先购票、乘车,车上应设置一定数量的老人专座,司乘人员应给予老年人照顾和扶助。
第六条　医疗保健优待
　　(一)老年人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就医免收普通门诊挂号费,享受优先就诊、化验、检查、交费、取药、住院等服务。减免贫困老年人家庭病床出诊费。
(二)各基层医疗机构为百岁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定期组织医护人员为本地百岁以上老人开展巡诊、送医、送药上门服务,每年至少提供一次免费体检。
(三)全额资助农村“五保”老人和“低保”老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将70周岁以上老人患特殊病种的大额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大病统筹基金补偿范围,给予适当补贴。
(四)对低收入家庭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给予重点补助。
第七条　长寿优待
(一)对百岁以上老人,按月发给100元的敬老补助费,所需资金由当地财政负担,当地老龄工作机构负责审核发放。
(二)对90周岁以上、100周岁以下的老年人,每年“九·九”重阳节给予不少于200元的慰问物资(金),所需资金由当地财政负担,老龄工作机构负责审核发放。中央、省驻市企业的老年人敬老补助费、慰问物资(金),由老年人所在企业负责。　　
第八条　养老服务优待
(一)严格落实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政治、生活待遇方面的有关政策,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二)加大城乡贫困老年人救助工作力度,将城乡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家庭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三)城市“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抚养人确无赡养能力或者抚养能力)老年人经过申请,可以入住社会福利院享受集中供养。实行居家养老的困难老人,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由社区提供养老服务保障。对入住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的贫困老人,应根据不同情况给予适当补贴。所需资金可通过财政预算内安排和福利彩票公益金、慈善资金分别承担等方式筹集。
(四)属于城乡低保对象的老年人去世后,殡葬服务机构减免其火化费用。贫困老年人去世后,经县(市、区)民政部门核准,免收火化费。
(五)农村老年人不承担“一事一议”和筹资筹劳等任务。
(六)老年人在其拥有产权或承租的住房拆迁安置中,享受优先选择楼层的待遇。贫困纯老年人户享受优先纳入廉租住房保障待遇。
(七)邮政、通信、银行部门应当为老年人提供优先办理汇款、取(存)款、邮寄(取)包裹、订报刊、打电话等服务,有条件的应设老年人服务专柜(台)。工商部门对符合条件创办老年福利企业和老年人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优先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核发营业执照。
(八)各乡(镇)敬老院、市社会福利院、老年公寓等为老年人服务的社会福利机构,所使用的水、电、暖、燃气费按照当地居民价格标准收取,并免收相应的配套费;免收养老服务机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互联网一次性接入费。
(九)落实国家对养老服务机构的税费扶持政策,暂免征收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光荣院、养老院、老年公寓等福利性或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企业所得税、服务收入营业税以及养老服务机构自用房产、土地、车船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减免其行政事业性收费(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缴纳水利建设专项资金确有困难的福利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可报经主管部门批准,予以减免。
(十)福利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发生的生活垃圾、粪便清运和排污等,可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经环保部门核准后免缴排污费。
(十一)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福利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捐赠,可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按规定予以扣除。
(十二)优先安排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用地。符合规划要求并具备划拨条件的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用地,应优先予以保证;不具备划拨用地条件的养老服务机构用地,应按照相关规定加快审批,但要加强监督,确保批准用地真正用于养老事业。鼓励企事业单位、个人利用闲置的房屋资产兴办养老服务机构。
(十三)加大财政对养老服务业的投入,确保老龄事业与各项社会事业同步发展。各级政府要将养老服务业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安排福利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核定床位数或实际入住老年人数,给予福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和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一次性开办补助。
　　第九条　法律服务优待
(一)城市“三无”老人、农村“五保”老人及其他城乡困难老人参加诉讼,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提供缓交、减交、免交诉讼费的司法救助。
　　(二)老年人因赡养费、抚养费、养老金、退休金、抚恤金、医疗费等纠纷提起的诉讼案件,符合立案条件的,优先立案、优先审判、优先执行。
(三)公证机关在办理老年人的扶养、赡养协议公证及申办遗嘱公证时,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并持有《老年证》的老人视情况减收或免收公证费。
第十条　本市各级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群众自治组织,都应当按照本办法履行优待服务老年人的职责和义务,并在服务场所设置老年人优先、优待、免费标志。各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保障本办法的实施,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取消老年人应该享受的优待项目和内容。
第十一条　对不按本办法规定履行优待老年人义务的单位或个人,由市老龄工作机构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限期整改。
第十二条　外省、市老年人,持当地政府或老龄工作机构发放的《老年证》及其他表明可享受优待的合法证件来本市观光旅游、探亲访友的,可享受与本市老年人同等的优惠待遇。
第十三条　《老年证》由市老龄工作机构统一制发和管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老龄工作机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